犬年“画”犬
□冰水﹙现居义乌﹚
古代文人犬狗不分，诗词中交替出现。陶渊明《归园田居》，“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杜甫《新婚别》，“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而最早的《三字经》“犬守夜，鸡司晨”，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里二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文人雅士用狗或者犬取决于押韵的需要，犬字似乎更古意。现代书家和画家，很少用狗字进入作品。
对犬的解读，褒贬兼而有之。画虎不成反类犬，对犬有鄙视。而先前犬儒一词，本是形容古希腊特立独行的一个哲学派系。当年苏格拉底学生安提西尼提倡回归自然，克己无求，独善其身的哲学主张，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这近乎中国道家思想的主义，谓之“犬儒”。如今“犬儒”用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之人。词义大相径庭。“犬子”一词，往往是父辈对自己儿子的谦称。
五畜缘起，犬最早。从进化论的角度解读，犬来自于狼的变异。上古壁画和岩画上，犬的形象大多劲瘦，有一些狼性，特别早期的狩猎犬和獒犬，看上去凶猛异常。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9000年）考古发现了最早的犬的图像，当时犬主要用于狩猎，也用于祭祀和陪葬。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分布的海岱地区考古挖掘，以犬随葬的习俗很常见，墓葬中有多处犬的骨骼等遗迹。
先人的文明传承，早期通过岩画、壁画，之后通过竹简、绢帛、纸张等书画形式。犬的图画形象历数多年而变化，实证了犬作为动物功用性的更迭。从助猎、祭祀、陪葬，之后成为文人士大夫雅玩，或者乡野市井的看护。唐代画家周昉有一幅著名的《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画中簪花仕女五人，执扇女侍一人，逗犬、拈花、戏鹤、扑蝶，赏花游园，顾盼生姿。人物的嗜好和性格通过宠物的点缀跃然纸上。重点是画面上两只小小的猧儿狗（犬）系着红丝带，朝着自己的主人撒欢儿奔跑，憨态可掬。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簪花仕女图》是北宋人依据唐代旧稿绘制而成。理由是仕女发髻与花朵结合不合理，项圈的形制和佩戴于衣衫之外方式不见于唐宋。不管如何，逗犬在唐代已为寻常事，名画中多处可见。《唐人宫乐图》中，十位仕女灯下围坐，桌下趴着一只小犬，毛发纯黑，四肢和嘴巴则是黄色，黑中带黄，富贵态。当时达官贵族不仅逗犬，对犬的品种和形象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这个意象上，养犬逗犬是身份的象征。
南宋画家李迪工花鸟竹石、鹰鹘犬猫、耕牛山鸡，他有一幅著名的《猎犬图》。画面一只硕大猎犬占了主要图式，慢行状。犬的造型准确，黑黄色细毛蓬松，脚爪清晰可见。这是宋朝文治江山的宫廷画成果。作为皇帝的宋徽宗书画皆能，“不爱江山爱丹青”。在他执政期画家待遇达到了巅峰。当时宫廷画家激增，在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集大成的繁荣，催生像米芾、黄庭坚、张择端泽被后世的书画界大家。李迪的犬显然不同于唐画中的宫廷宠物犬，这是一只写生犬，更多为造型所用。宋徽宗本人对绘画的精准要求是绘画史上罕见的。他为了临摹珍品收藏了数千幅名画。为了准确造型，圈养大量珍禽异兽，对景写生。《写生珍禽图》为宋徽宗写生花鸟画的集成，兼备六法，笔墨天成，禽鸟花草形神兼备。李迪的《猎犬图》正是这样的沿袭。
犬很难入画。宋代不少画家有犬的创作，如《萱花乳犬图》《秋葵犬蝶图》《鸡冠乳犬图》等团扇，表明了犬在生活中的常态性。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有写到“稻穗堆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诗句。
师从周昉的宋代画家王居正《纺车图》中也有犬的形象。《纺车图》不是宫廷画，是乡村实景写生。画有老中小三人，年轻妇女摇着纺车，怀抱婴儿哺乳，长长的纺线与远处的老妪呼应。而年轻妇女身后，是一个逗蟾蜍的蒙童。小黑狗正好在两位妇女的留白处进行了点缀。该画据传为赵孟頫旧藏，有赵孟頫二跋，称为王居正作，跋曰：“图虽尺许，而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彩飞动，真可谓神品。”并诗：“田家苦作余，轧轧操车鸣。母子勤纺织，不羡罗绮荣。童稚善自乐，小龙恬不惊……”可惜今二跋均不存。耕乐气息浓郁，创作背景从宫廷走向黎明百姓。从绘画图式中，犬作为五畜，从宫廷和神坛走向民间。
父亲属狗，性情温顺，又良善。对犬的情感就多了一层温暖。
——原载：20180211《安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