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创作史中
不能忘却的人和事
赵宏洲
【作者简介】赵宏洲，高级编辑，现为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多年来，我陆续阅读中国科普创作方面的资料。发现其中一些人物迄今在我国科普创作史上或声名不彰或根本未提及，而实际上其在中国科普创作领域曾起过重大作用。这些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人或事引起我的关注。董仁威先生主编《科普创作通览》一书时，作为编委的我曾去信告知我的意见，并列举部分事例，董先生完全同意并在书中加以体现。但那只是匆匆浏览的结果，非常初步，在后来阅读中我又发现了一些过去不了解的人和事，我感到这些人和事对于中国科普创作史来说是不能忘却的。
近代自然科学起始于16世纪，即文艺复兴运动后。16世纪末，利玛窦等人初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也随之开始传入中国。回顾中国近代科技的科普发展历程，正是从明清传教士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科普才真正起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当时少数高层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科普的创始人是不应被忘却的。徐光启作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著译颇丰。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把他与科普创作联系起来，一些资料中也查不到他在科普创作方面的贡献。我以为，一部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的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就应该确立他在现代科普创作史上的地位。至于《几何原本》，我想引用爱因斯坦的说法，近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徐光启从近代科学基础入手来科普，其眼光见识无疑是超时代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明末从事数学工作人士的一部必读书，对我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翻译是科普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翻译，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科普。现代意义上的科普历程就是以传播普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过程。也就是说，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自然科学部分的引进就是科普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今。比如1998年年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哲人石丛书”，就是把国外各种类型的科学名著引进中国，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的策划人是卞毓麟和潘涛先生。这套书立足当代科学前沿，彰显当代科技名家，介绍当代科学思想，激扬科技创新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地勾勒出一个多彩的科学世界。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当今一项重大的科普工程。这套丛书的不同系列也多次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中获奖。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在做同样的事，他就是科学编译家杜亚泉（1873—1934）。
杜亚泉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创办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最早向国人介绍化学元素周期率，介绍当时化学新元素的发现和化学领域的新成就，并为新发现的一批化学元素确定了中文命名。他首创的化学元素中文名称许多沿用至今。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杜亚泉在主持《东方杂志》编务和作为商务印书馆自然科学编译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期间，翻译出版大量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和教材，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然科学方面书籍占到全国总数的近半，他还主编了《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大型科技工具书，毫无疑问，杜亚泉应是中国科普的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回顾科普创作的资料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杜亚泉的介绍。
在科普创作史上没有提到的著名人物还有胡适。胡适（1891—1962）作为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名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声。可他在我国科普创作史上的贡献却鲜见提及。过去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虽然也提到“民主”和“科学”，但主要是从思想史层面上提到，如果涉及具体，更强调的是“民主”。而事实上，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人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年掀起了科学大普及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张君劢与丁文江的科学和玄学的论争，这次论争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国内一些思想学术界名流纷纷加入论战。胡适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和陈独秀一起，分别为由这次论战文章编成的25万字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了序言，阐释了他们对科学的认识。今天重读胡适先生的《科学与人生观》，发现其对科学的介绍几乎是全方位的。例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等等。有这么一位名人写作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科普创作。但在有关科普创作史资料中却不见了这位名人的身影。
科普创作有诸多方式，在当年的氛围中，大讨论无疑是一种好方式，曾影响了许多国人的观念，这要比一般的出本书更具影响力。1930年，胡适又作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讲演，进一步对科学理念进行了普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从20世纪初起陆续成立许多科技社团，如中国科学社等，研究学术普及知识。中国现代不少著名科学家也是受胡适先生等影响或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这里顺带提到另一位科普创作史上不见记录的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的主要创始人。他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学成归国后，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发起、创建中国地质学会，推动中国地质科学于20世纪20、30年代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赢得了世界级声誉。早年他在地质考察和地理旅行期间，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游记，像徐霞客一样介绍地理知识。他从流失国外的资料中发掘考订，为已经失传的《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做略传，向大众介绍中国古代科技人物。前面提到他曾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争，都可以视为他在科普创作上的贡献。200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科学评论中如：《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赫胥黎的伟大》等就现在来看也属于优秀的科普作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丁文江这位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开拓者、著名的地质学家很少被提及，更遑论他在科普创作史上的贡献。
如果说上述诸位没被提及是年代久远的原因，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一些在科普创作领域有影响的人和事被直接忽略。我在翻阅有关科普创作历史资料时，看到过被誉为中国科普拓荒年代的“四大天王”的名字，严复（1853—1921）、陶行知（1891—1946）、任鸿隽（1886—1961）和王云五（1888—1979）。看到过新中国“科普七贤”的名字，他们是竺可桢（1890—1974）、茅以升（1896—1989）、贾祖璋（1901—1988）、顾均正（1902—1980）、董纯才（1905—1990）、高士其（1905—1988）和温济泽（1914—2000）。再有就是记住了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少数几个人。好像除了他们之外，科普大家就没有了。以至每当我看到一位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普作家都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吃一惊，朱冼就是其中一位。
朱冼（1900—1962），中国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但我们怎么也不可想象他是一位高产的科普作家。据介绍，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冼就开始了科普创作，他从法国回来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一边继续做无尾类（蛙、蟾蜍）孤雌生殖研究，一边与同事张作人合作，根据法文教科书编译成《动物学》上、中、下三册，该书印制精美，曾长期作为国内动物学教材。同时期，他还创作出版了科普著作《科学的生老病死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冼回国后和好友巴金、陆蠡等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家谈到要出版一套现代科学丛书，朱冼提议编写《现代生物学丛书》，因为他在法国时就有这个计划。他在初版“总序”中写道：“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用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他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辑6册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完成的。第6册《爱情的来源》1945年著成，1946年7月出版。在战时的恶劣环境下，朱冼坚持完成一百数十万字的撰写计划，这是何等毅力！
《现代生物学丛书》不是根据通俗读物或教科书写的，而是根据原始文献和专著书写的，这是第一等手眼，非学识极深极专，无以致此。钟少华在《科普──中国现代化的先导》一文中评价朱冼：“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笔者认为应献给中研院朱冼院士。”朱冼去世后，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撰文说：“有人估计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这并非过分之言。”
我曾经参观共和国第一任林垦（林业）部长梁希纪念馆。从中得知作为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梁希（1883—1958）不仅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化林业科学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林学专家。
他有一段民主与科学关系的语录：“民主是科学的土壤，民主是科学的肥料，民主是科学的温床……所以，吾们需要科学，便不得不需要民主。”很好地阐释了他人生的追求和实践。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是一位科普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就从事科普活动，发表科普文章，宣传普及有关林业、森林的知识。1940年他兼任过《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编辑，1948年负责出版《科学工作者》会刊。这些刊物都是带有科普性质的进步刊物。1950年，梁希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也是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为了纪念梁希在科普领域的贡献，经科技部批准，由中国林学会申请设立了面向全国、代表我国林业行业最高科技水平的奖项梁希科学技术奖，其中就包括梁希科普奖，至今已经评选六届。
相比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士，人文社科领域从事科普创作而没有被科普创作界提及的人和事就更多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徐迟、黄宗英等。10年前，我在给董仁威先生主编的《科普创作通览》中提了这么一条：“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个科学春天到来之际，徐迟、黄宗英和黄钢等一批著名作家加入了科普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刊登播出，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可以说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科学人物传记作品，在全国掀起了新的科普创作浪潮。”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1914—1996），他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写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报告文学，起到了广泛的科普效果。特别是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在全国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徐迟相继推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等一系列为科学家立传的力作。徐迟对科学的热爱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他曾与人谈到：“科学博大精深，科学能改变人类生活。我每天清晨两点，一醒来就钻研深奥的科学，钻研理论物理学，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夸克’，研究物质世界的构成，研究基本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兴趣也很大。”他认为：“科学使幻想变成现实。过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间会开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们乘着飞舟，天上地下，来往穿梭，像搭公交车那样，十分方便。再过七八年，就进入21世纪了。犹如过了一夜到了清晨，过了一岁到了新年那样，新世纪会带给我们许多崭新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许多文学家不懂科学，许多科学家（钱学森例外）不懂文学。科学家如果懂文学，文学家如果懂科学，他们就能用美丽、形象的文字把科学通俗化，让广大人民看得懂……”
我在阅读梁衡创作的国内唯一以章回小说形式演绎世界科学历程的《数理化通俗演义》时又大吃了一惊。梁衡先生是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他担任过我国新闻出版界领导。我在传媒界工作时，曾读过不少他撰写的新闻业务书籍，受益匪浅。他除了新闻作品外，也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作品并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也获得过不少大奖。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会进行科普创作，在我读过为数不多的中外科技史类作品中，写得如此好看的书真不多，其中洋溢着浓郁的人文色彩。真是名家出手，果然不凡。这本书30年间再版36次，获得过中国科普作品一等奖。这次新版还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作序推荐的。
另外一位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1912—2000），他是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在文化界，金克木先生绝对是一位知识渊博、中外融通的大师级人物。我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买过、读过他的许多书。但我不知道他竟然翻译了美国作家西蒙·纽康的《通俗天文学》，要知道这本书从1923年至今，重印上千次，全球销量过亿。他翻译这本书还是在1938年，不久他又翻译了天文学著作《流转的星辰》。我了解到金克木先生早年对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天文学的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作品，硬是将当时痴迷天文学的先生从天文学拉回文学。对此，金克木还颇有遗憾，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数学也一直为金先生所好，他曾很有兴趣地钻研过费马大定理，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涉及高等数学的问题。先生早年即同数学大家华罗庚很谈得来，华先生也是文理兼通。他还曾和著名数学家江泽涵教授在未名湖畔边散步，边讨论拓扑学的问题。由此再次证明科普创作、科学传播绝不仅仅是科学界的事情。
以上所举之例，屈指可数，仅仅是我平时不经意地浏览中注意到的几件人和事，我想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吧！为什么在科普创作史上会有那么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被遗忘？这些应该浓墨重彩在科普创作史上书上一笔的人和事为什么很少看到？我想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客观有以往科普创作资料方面的缺失，毫无疑问这种缺失必然影响到我们对科普创作史的全面认识。也不排除那些有意无意的因素，比如科普创作研究界的主观看法和偏见等因素。
比如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这里我想到和上述人物有关联的一件事或可帮助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五四”时期，杜亚泉曾受到胡适、陈独秀的激烈批判。一位自然科学家，一位以科普工作为己任的作家，一个充满理性的自由主义者，怎么竟然走到了“五四”学人的对立面，以致名声湮没多年长期无人提及？我看到一些论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之进行剖析，感到很有启示意义。这里牵涉到激进与保守、偏激与宽容的态度和立场；也关系到自然科学工作者是否具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问题。或者往大里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体用问题。比如同为崇尚科学之人，有论者就提出杜亚泉坚持的中体西用其实还停留在洋务派的认知阶段，事实上当时这条路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所以只有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没有科学的思想和精神只能是新瓶装旧酒，骨子里还是保守派。也有论者认为，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崇尚民主之人，可是当时他们对杜亚泉的批判完全有语言专制的嫌疑，况且杜亚泉对法制社会的期待、对理性精神的崇尚等理论观点，也应是陈、胡等人一直所追求的，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是很超前的。这在樊洪业先生有关科学史的文章中谈及李四光与丁文江的关系时也可见到端倪。
比如与科普创作的界定有关。我以为从科普创作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出发，我们的科普创作至少应该包括下列范围：一是人物的宣传，亦即如席泽宗院士所说的那样，通过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介绍来引导青年一代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事业。这已经成为广大科普作家的共识。二是史的疏理，以此让人们了解科技发展的源流，从而更深入理解科学文化。三是当今重大科学发现和科技成果的报道，这些将影响到今后人们生活和社会走向的重大事件，是吸引人们了解科学、理解科学文化的最好办法。四是科学理性的传播，通过人文社科的角度解读科学，反思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培养理性思维。而不仅仅是实用的科技知识介绍，把许多科普创作应该承担的义务划到圈子外去，不承认这些人和事属于科普创作范畴，等等。
我想，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科普创作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画地为牢，为了我们的使命和担当而对当下的科普创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
——原载：《科普创作》2017年12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