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论引起的联想
赵宏洲
【作者简介】赵宏洲，新闻传播学专业。曾长期在新闻单位工作，现为浙江省科协信息中心主任，浙江科普教育广播影视中心主任，总编辑，兼任浙江省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秘书长。在传媒工作期间，长期从事科普报道，其中有关海洋水产资源保护的报道，被浙江省水产厅编成科普小册子发到全省渔区，一些科技人物报道在中央和省级媒体上发表。在报纸工作时，曾创办编辑过海洋科普知识专栏《海洋大观》；在广播工作时，开设了《渔都行》系列节目，并编成小册子；在电视台工作时，和科协，科委等部门共同创办了《渔农天地》节目。目前仍在主编电视专题片浙江科学家系列及科普电视专栏《科学时刻》。在科普作协中，大力推行科普理论的研究，主编出版了有关论文集《以科学的名义》。
我很少为技术问题争论发言，但转基因的争论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
转基因在2013年是个热门话题，这个话题如今呈现两个极端，反对者全盘否定，赞成者无条件拥护。转基因话题势必涉及到高科技，挺转派自然不少是专业人士，但反转派亦非是科盲，争论本可以深入到方方面面，让公众和决策者对此有更清晰的了解。可是看来看去说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必要性。如此就牵连到科普界，认为对转基因食品科普的不够或者不力。
科普界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多年来，科普一直扮演着技术推广的角色。在全球如此有影响的高科技产品都没有很好的去普及不是你的责任？（这点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科普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做怎样的科普？）不过这还真不能懒在科普界的身上，反观全球，在那些公众科学素养比中国高得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反转的声音不仅有，也很大。从这个角度看，这不全是科普界的责任，或者说得更大些，也不是科学界的责任。对有些技术，包括科学界也有争议，比如著名的中国烟草院士的成果，院士间也有争议，这难道也属于科普的责任吗？
科技成果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科技成果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而研究产生的，对于这点恐怕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一为利益问题，二是如何评价问题，说得准确一点就是对科技成果的理性评价问题。
当今社会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一项技术一旦研制成功也就产生了利益，此处是指商业利益，从国家层面到个人层面都有利益驱动的因素存在，没有利益的科技研发一般是没有动力的。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利用中，还形成一批利益共同体，从核心到外围的利益攸关者对利益的认识就会不一样。即使研发的本意是高尚的，也不可能保证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为牟利而不择手段的做法，使科技成果背离本意。正因为如此，那些重利益者而无视科技伦理和社会道德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现象等等既是极端的也是一般的例子，如今公众最恐慌的就是被利益绑架的科技成果推广。
这里还牵涉到对科技成果的客观评价上。过去我们在科普宣传、科技传播上往往片面地夸大阶段性成果的作用，总给人以包治百病的幻觉。其实即使是在一项伟大发明的背后还有许多不可预知负面后果，科技成果在解决现时问题、推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当时没注意没发现的问题。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当年用科技手段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速增长带来生态等各种问题当年却没有被充分的估计。
事实上，人的认知是有阶段性的，这是一个不断突破局限的过程。就像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由欧特马.勤德勒于1874年首次合成，1939年，这种化合物具有杀虫剂效果的特性被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非常有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DDT的使用范围迅速得到了扩大，在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大显身手，救治了很多生命，而且还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怀疑，DDT进入食物链是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接近灭绝的主要原因。因此从70年代后滴滴涕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如今因DDT的某些特效是其它产品无法替代，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又开始使用。
另外科技成果在推广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生许多不可预估的事件，以至使科技成果的效果打折或产生负面效果。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最新记忆是福岛核电站事件，青岛油气管道爆炸事件等等。所以谁也无法为任何一项阶段貹的科技成果打包票。这正是我们科技传播和科普宣传所要注意的。
回到转基因的争论上，转基因食品同样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科学角度看，转基因还有不可预知的认知需要揭开，目前任何结论都只能是阶段性的。负责的科技传播和科普宣传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不是一锤定音。另外，既然转基因食品作为产品进入市场，喜欢或不喜欢应该是如何适应市场和消费者的问题，奇怪的是有些专家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往科学身上揽，要拉科学这张虎皮来做大旗，还让科普界来背书？这种违背科学精神的做法值得科学共同体的重视。
——来源：赵宏洲看科普 博客 2014-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