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师是阅读
莫言
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
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
我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并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
当时农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
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让我收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
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
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3年间读的，这3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3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读了不少书。
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
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观摩人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
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界、文艺界、美术界等各个领域都在创新，也都在大胆地向西方借鉴学习。
由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它让我们认识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
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读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为精读和泛读就非常重要。
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经典的读物，我们应该认真读;对于现在的网络作品，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了。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
刚发表作品的时候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的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
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
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
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
——来源：2017-09-20 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