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风血雨铸傲骨
傅军英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湖畔诗人，几经磨炼，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文艺家与文艺界领导人，冯雪峰先生以其传奇一生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革命实践中的一部革命现实主义成长史、精神史与生命史，与整个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而伟大的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而卓越的战线。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文艺人，文艺人以时不我待的一份初心秉笔续文脉，一片丹心耀中华。
2023年，我荣幸的参与了冯雪峰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相关工作，我时时的感动着，被他那充满光辉又坎坷不凡的一生，被他那在革命的低潮之际毅然入党的勇气，义无反顾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中的精神，被他那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从未动摇信仰、从未减弱信念的无产主义者的坚定，被他那份刚正不阿、高尚纯洁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所作的伟大贡献所感动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同志的殉难深深地激励了冯雪峰同志的革命斗志，他在革命的低潮时毅然决然入党。即便是在他因在被查抄的译稿上写有“这本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而被通缉，南逃至上海时，他仍一边坚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边寻找党组织，以期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是为生命的动力，其高尚的灵魂贵不可言。
冯雪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位无畏无惧，不怕牺牲的革命者，经历了血雨腥风，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正如左翼作家骆宾基先生（本名张璞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战旗》 《文学报》 《东北文化》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务）《初访“神坛”（第一夜）》文之“回忆乡居的冯雪峰同志”所述，1939年，骆宾基先生受“孤岛”左翼文艺界的地下领导人王任叔同志的委托，赴义乌赤岸神坛为乡居的冯雪峰同志带一部箱装的《鲁迅全集》，在神坛村，冯雪峰同志在与他谈及上海处于地下工作的状态时，“是时时会遇到意外不测的风险的”，可谓危机四伏。有一次，冯雪峰同志在担任江苏省宣传部的任务时，去看一个同志。走进去，还没上楼梯，就看到楼梯口旁有个彪形大汉，站在阴影里。他敏锐的感到这里已然出事了，“脑子这么一闪念的工夫，就早已跑出门道来了，什么也没来得及细想，当然这一跑的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果然，没跑出几步，因为这里离弄堂口很远，就给背后追过来的坐探抓住了肩下的臂膀。但他拼尽全力挣脱了坐探，竟让坐探摔倒在地上。“我也不及回顾，拔腿飞跑，跑得是那么迅捷，这是平常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腿脚竟还如十八九岁般伶俐”。等听到背后喊“抓住它，抓住它”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临街弄堂，终于摆脱了敌人的抓捕。那种生命稍纵即逝的危险是惊心动魄的，甚至是“当时如果稍一迟疑就会在楼梯口被人绑架”，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一介文弱书生，经过革命战斗的岁月洗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自己敏锐的形势判断力，以“超乎自己一般想象的臂力”摆脱敌人的追捕。冯雪峰同志的这次遇险，只是他生命中无数次遇险的一次，“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投身于革命，这种危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但他以临危不惧的碧血丹心，在战争岁月中书写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他让骆宾基先生深刻的了解到冯雪峰同志“对于‘孤岛’式的上海斗争的尖锐的关注，以及对担任着种种不测风险而仍在坚持工作的战友，是多么思念”。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严酷卓绝斗争的的担忧，对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战友的关心与友谊，纯洁的革命友谊在战争中升华着。
说起革命友谊，不得不让我想起另一个画面，在神坛，骆宾基先生的文中有“借着楼梯口传下的光线，我已看清楚乡居的诗人身穿的是中式灰色短褂。……果然主人完全是中式衣装，灰色裤两只裤脚也是肥口，脚下是双布底棉鞋，给人一种寺僧一般的从容而宽厚的长者感”，骆宾基先生“后来才知道这套中式服装原来是瞿秋白生前在上海所日常穿着的，到苏区时留在鲁迅先生所保管”，瞿秋白慨然就义后，鲁迅先生作为烈士的遗物转赠给诗人冯雪峰，成为了他在上海化装活动的必备衣物。冯雪峰同志曾经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受到了王明等人排挤的时候，为瞿秋白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住所，还促使瞿秋白与鲁迅成为知己，作为瞿秋白的亲密战友，而穿着瞿秋白烈士衣服的他，一定能从衣服散发出来的温暖中感受到战友的体温，能感受到瞿秋白烈士对革命成功的期待，瞿秋白一定也在冥冥中时时的鼓励着他与敌人斗智斗勇，为国家抛洒热血。
在看至冯雪峰同志与骆宾基谈及红军长征的片段时，竟至我热泪盈眶。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一晚，冯雪峰同志与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冒着枪林弹雨穿越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越过一道岭岗，那些建立在公路两侧和河边、路口的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已经是火光熊熊，真是形成一片火网一般。原来前卫部队早已开过运去了，座座碉堡都为堆集的木柴包围，一团一团冲天大火，相间一二百码的距离，都在各自孤立地燃烧着。我们的部队已在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我们就从这一片火光照耀下的幽暗的景色中开始了跑步般的急行军……”。此时，我宛若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感到了他们当时穿越火线时惊心动魄的气氛，仿佛看到了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士，那些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们就在眼前。
文中那一幅边冲出封锁线边领盐的场景如影随形的时常在脑中闪现，它是那么真实的在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跳跃着、盘旋着。冯雪峰同志回忆，“突然，在两侧碉堡的大火光辉照耀下，我看见年轻的也为我所熟习的一个指挥员手持短枪出现了，他低声而又紧张地从旁神色匆匆地催促‘快！一人抓一把带上！’”，原来在他的身侧是麻袋，那麻袋敞着口，原来是咸盐。他们已经大半年没有尝到真正的盐味了，有时候房东从哪里弄到一点自制的硝盐也都是苦的。看到盐，无疑是兴奋的，“这真是使大家兴高彩烈，这是人人都几乎要欢声呼叫的好消息，‘盐、盐’前后传递着欢呼”。战士们抓上两三把盐放进口袋，或放进帽子，“两手就那么捧着装盐的帽子急匆匆跑步追赶前面的队伍，自然一路就从帽子里撒落下盐粒来，多么宝贵的盐呀！撒落着，人人都可惜”。虽然冲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但历经中央苏区将近一年的经济封锁，食盐、布、药材和火油等产品严重短缺的生活困境犹在，此刻,他们仍然大把的抓着大粒海盐，视同珍珠一般。二万五千里啊，历时两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完成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生命讴歌的胜利史诗。
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对于那时候他们的困境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但读到这一幕幕仍时时的会潸然泪下，为他们的艰苦卓绝、为他们勇敢无畏。看到冯雪峰同志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还坚持了解沿途群众的风俗习惯，调查当地社会情况，筹备粮草，开仓济贫，筹款扩军，组织群众，在革命的道路上撒播革命的种子；看到他亲身遭遇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为艰苦的战役——湘江战役；看到了他随长征队伍移师北上，四渡赤水，他所在的上干队英勇作战，在娄山关以西俘虏了150多名民兵团人员；看到他与红军战士们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后来在一次总结作战会上，点赞了冯雪峰：“谁说书生不会打仗？书生也能上战场，雪峰就会打游击……”。看到这一切，想想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人生道路上又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又有什么沟壑是不可逾越的呢。
作为内生于革命进程的“革命之子”，冯雪峰同志的思想观点与其具体革命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与感受也成为了他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源泉与根基。他有着高度自觉的思想：“理论的活动是实践的活动。”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他强调要探索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前提和基础必然是民族特色、中国特色与中国化，他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广义的”现实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因此，就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取法着或承继着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潮，然而更在民族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土地上，这样生长起来的。虽然我们还没有非常雄大的成长，但在基本上，我们却开头就取着革命的性质和新的发展的道路。”这种融合着战斗的现实主义产生于民族现实的革命斗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冯雪峰同志的品学涵养、品格与党性是我辈学习与传承的典范。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奋斗征途中，蕴藏着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活力。我们新时代的文艺人要聚焦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对人民群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和重大成就给予最热情的赞颂，最完美的诠释；对一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给予最深情的褒扬。我们要向人民呈现出更多的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展现全景式全方位史诗般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气象；我们要脚踩坚实大地，紧跟新时代步伐，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历史变迁中激发创作灵感，讲述感人故事，刻画生活细节，塑造典型人物，把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注入丰富多彩的艺术长河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的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精益求精、锤练打磨，奉献出一大批经得起历史检验、人民检验的经典文化艺术。
（作者系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