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岖坎坷求学路
应元亮
我们“文革”后第一批通过招生考试入学的大中专毕业生，当年被誉为“十年精英”、“天之骄子”，是时代的幸运儿，大家几乎都有一段艰难的求学经历。这一段心路历程，是一代人以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弥足珍贵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开启智慧与创造原动力的历史见证。
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50后”，可以说是最折腾的一代人。长身体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饥饿如影随形，刻骨铭心；需要上幼儿园时，只能跟着父母到田头，顶烈日冒严寒，经受霜风雪雨；想读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被迫卷入政治漩涡，中断学业大批判，没有书读；长大成人后，高考成了走入梦想生活的独木桥。
中小学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教育阶段，我们碰上了“文革”。小学，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初中，试行的教材遭到批判，被全盘否定。曾有一度没有课本，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社会实践；政治、语文、历史三科被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代替语文科教材。初中两年，数学课本上下两册，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高中，英语第一课是26个字母。我们边修高中数理化，边补习初中数理化基础知识，还要补习汉语拼音。
我15岁初中毕业，到六都坑巧溪水库续建工地劳动，两年后考上苏溪中学。两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3年，1977年底有幸赶上举世瞩目的77届高（中专）考，考上浙江燃化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边工作边读电大，最终圆了大学梦。
（一）
1955年7月18日（农历五月廿九）出生的我，人长得比较“急”，6岁那年，乍看就像七八岁的学龄儿童。
父亲时任大队长兼村校校长。村校就设在我家隔壁的厅堂里，小时候经常去玩，与村校陶维修老师走得很近，且关系特好。
一天，陶老师对我父母说：“元亮这孩子长得快，又聪明，就让他早点到村校来跟跟看。如能跟上，就给他正式上学。万一不适应，就等下一年与同龄人一起上学。”
由于我是长子，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当时弟弟还未出生），父母一听，喜出望外。就这样，我6岁上村校（那时农村没有学前教育）念书，比同龄人提前一年多入学，成了当时最小的学生，直到小学毕业。
1966年6月，“文革”开始。这年下学期，学校废止升学考试制度。初中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8月，全国中学组织红卫兵，停课闹文革；组织战斗队，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并走出校门破“四旧”，实行革命大串联。那年9月，家乡的中学也纷纷组织学生北上杭州、上海、北京，南下上饶、南昌、井岗山等地开展大串联活动。
据曾参加串联的学兄学姐说，外出串联，大队伍以步行为主，沿铁路线前进，条件相当艰苦，有时连吃喝拉撒都得不到保障。乘火车串联，更是人满为患。定员108人一节的客车车厢，往往挤上二三百人。茶几上坐着人。椅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坐着人，座位底下还躺着人。有时列车的走道上和卫生间内都挤满人，简直连安稳的站位都很难找到。进站的火车车门根本无法正常开启，往往是爬车窗进出。甚至，有时几天几夜挤不上火车。父母担心我年纪太轻，外出串联不安全，就与班主任老师商量，小学延迟毕业，重读一年六年级。
1968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彻底废除年龄、考试、升留级等陈规陋习，采取随到随收，允许中途插班”的招生原则，实行“推荐入学”的办法。
是年秋季，家乡恢复初中招生，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成为当年入学的先决条件。我因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两个伯伯曾为国民党军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与同村一位家庭有“历史问题”的女同学（她父亲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一起被拒之校外。是年10月，她爸爸“解放”，恢复人民教师工作，适逢县立第五初中（苏溪五中）恢复（最后一届）招生延迟，我俩有幸晚1个多月被补招进苏溪五中读初中。
初中期间，正值“文革”，尽管政治环境不好、条件艰苦，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谁知好景不长。我们在苏溪五中读书的时间不足半学期，秋假后五中停办，教师下放到公社“五·七”学校办初中。吴绍兴老师随我们一起来到联合公社上西陶“五·七”学校。这时，全县初中一下子由11所猛增到46所，校舍、师资、教学仪器严重不足，大量的小学教师或社会知青充任公社初中教师。
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原来采用的正式教材被全盘否定，学校自编自印，大量采用蜡纸刻印的油印讲义。试行教材把各学科的体系完全打乱，基础知识严重被削弱。一度把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作为语文基本教材，并紧跟政治形势，把大批判稿也选入教材；历史教材成了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取消了物理、化学和生物课，改设《机电》、《农业》课，强调“典型产品带教学”，以生产为主线安排教学内容。物理部分，即《机电》课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等等。
校外活动顺应“实践为课堂，大风大浪锻炼成长”的思路，由学校组织各种宣传队，下村演唱“革命样板戏”，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出版“大批判专刊”。初中两年，一大半时间被学工、学农、学军和劳动等社会实践所占用，基本上没有学习文化基础知识。
（二）
该上学时，没学上；想读书时，没书读。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尴尬之处。
1970年春，尽管高中已经恢复招生，但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把学子的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仍为入学的关键条件。学生的政审条件卡得很严，绝大多数农村推荐“造反派”子女或根正苗红的“三代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像我这样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自然无缘上高中。
我初中毕业还不到15岁，就去六都坑巧溪水库续建地劳动。先是挑泥、洗砂、拌水泥等做杂工，后到翁界联合公社民工营食堂挑水、蒸饭。一年以后进巧溪水库总部食堂蒸饭，享受管理工待遇。由于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被评为民工标兵，先进事迹上了当年的《巧溪水库工地战报》。在巧溪水库工地，一干就是两年多。
那个时候，周围的人几乎都放弃了学习，而我读书学习的梦想还未泯灭。尽管水库工地劳动又苦又累，但我没有忘记看书学习，做梦都想考高中念大学。读书梦，催我见缝插针地看一些没有被收缴的名著和报刊杂志，关心时事政治。
功夫不负苦心人。1972年邓小平复出，高中招生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这年下半年，作为社会青年的我考入苏溪中学念高中。
一进校门，方知班上绝大部分同学是应届生，只有我们少数年长的几个同学是往届生。我们几个往届生，初中都没有很好地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数理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课程安排上高中数理化，而我们边学高中课程，边补习初中数理化知识和汉语拼音，学习“压力山大”。
失去过学习机会的人，一旦找回学习机会，就会加倍珍惜。正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自我加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甚至连课间休息的10分钟也要挤出一半用来做作业。回想起来，非常感谢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陈福堂老师和教化学的黄美菊老师。他们不厌其烦，有求必应，经常加班加点给我们“开小灶”补课，指点我们攻克一个又一个学习难关。谆谆教诲，师恩浩荡。恩师的精心指导，使我迅速对高中学习树立了信心，且进步很快，还当上了班长。
但是，高二年级上学期开始，全国学校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取消所有考试，又以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实践为主要教学内容。可以说，高二年级基本上没有很好念书。
高中毕业，又回乡务农3年。
（三）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是人们印象极其深刻的一年。这次招考，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高等（中专）学校已经11年没有举行招生考试，社会上积存了大批符合招考条件的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知识青年参加统考，高校录取新生21.1万人，1978年第一季度扩招了6.2万人。有人认为，这次高考，是改变个人和国家命运的赶考。
解放后，我国于1952年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新中国的高考制度。“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文革”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因为“文革”，各省、市、自治区均未能办理正常的高校招生工作。从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0年和1971年，曾在部分高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2年，全国大多数高校（中专）恢复招生，招生对象规定为“坚持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文化条件为“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取消了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选拔学生的标准规定为：“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注意选拔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入学。”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风波而夭折。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废除了推荐制度，恢复了统一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修改了政审标准，贯彻了“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原则。这个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冬恢复高考，新生翌年春季入学。当时“文革”刚过，考生们手里除了原教材外，没有任何参考书或复习资料，人们的复习迎考热情却高涨。由于积压了10年的中学生纷纷报考，报考人数剧增，考生文化基础普遍薄弱，程度参差不齐。当时的高等（中专）学校招生考试，先由县里进行初选，通过后才有机会参加全省统考。据2007年6月7日《浙中新报》《高考30年》专栏应恩民（时任金华市教育局局长）的回忆文章称，“初选的比例是100：1”，真是百里挑一。寒门学子，竞争异常激烈，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1月中旬本村的应元法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股沉积多年的强烈求知欲望和期盼上大学的热情仿佛火山喷发，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自己无论如何要去试一试，搏一搏。于是，马上找出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劲头，边劳动边复习迎考。
是年12月初，县文教局组织初选考试。我与竞华、良生等三位高中同学，开始时均报考大学，且初选通过。在重新填报志愿时，我们三人一起用抓阄的方法决定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因为当时在农村，转农业户口为居民户口比登天还难。我们分析：三人的家庭社会关系都比较复杂，考大学成绩不一定很好，加上苛刻的政审条件，落榜的风险比较大；假如考中专，成绩突出，学校的招生老师尊重人才、法外开恩的话，命中率就比较高。权衡利弊，听天由命。结果三人抓阄，两人抓到中专，少数服从多数，全部改报中专。12月15、16日在县城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我的准考证号为：58203。
1978年1月，我们三人全部入围，参加政审体检。而全公社大学招生却“剃光头”。当年的高等（中专）学校招生考试成绩是绝密的，不允许查卷。
35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市招生办一位老主任手里，找到了义乌县1977年高校（中专、技校）招生考试成绩汇总表，才知自己当年考了282分（金华地区录取分数线为170分，丽水地区为140分）。
当我收到浙江燃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得跳了起来，觉得跳出“农门”有学校读就可以了。去县广播站告别时，金小华老师（后为《金华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笑着批评说：“大学生的料，没有给县广播站骨干通讯员队伍争光，真是太可惜了！”当然，这是后话。
特殊的年代，出现了特殊的奇观。在1977级大（中专）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父子母女两代人同读一所学校的现象并不鲜见。
进入校园后，我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发来的每月10多元助学金，除了基本生活费开支外，几乎全被用来买书了。大家就像久旱的禾苗，急需浇灌，一听说哪里有新书到，我们就会彻夜排队买书。
三年苦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衢州市煤矿当技术员。一年后被调进衢州市经委办公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后来，边工作边读电大，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