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义乌道路
曹荣庆 何建农
(义乌市市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摘要：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义乌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一个典型县市。义乌的“共同富裕”道路突破了“先富后富”的通常模式，而以“市场链”、“企业链”、“社会链”和“政府链”的协同作用，由“龙头带动效应”、“同步增长效应”和“收入保障效应”的有机组合形成“共同利益效应”，最终奠定了浙江省在全国“共同富裕”建设中的“示范区”地位，并且以“大富小富”“同步富裕”的独特道路，完美地阐释了“市场健全，政府有为”的“浙江经验”，为浙江省的“重要窗口”建设注入了全新的内涵。
关键词：共同富裕；义乌道路；先富后富；同步富裕。
一、义乌的“共同富裕”
浙江省是中央有关部门直接确定的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为全国甚至全世界做出“共同富裕”的“窗口效应”，而这种“窗口效应”的典范，就是以市场建设闻名全球的义乌。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21年，义乌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628元，分别高于全国、金华市和浙江省平均水平82.71%、28.58%和26.49%；义乌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121元，分别高于全国、金华市和浙江省平均水平143.63%、36.82%和30.85%；更加重要的是，义乌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09%，分别比全国（38.33）、金华市（50.03）和浙江省（51.47）高出13.76、2.06和0.6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相对来说，特别是放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说，上述三个数据相对之大，不仅说明义乌市在总体上来说是富裕的，而且说明义乌市也是共同富裕的。
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义乌市江东青岩刘村
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义乌市的“共同富裕”比上述的数据要更加充分和实际。义乌市“共同富裕”的起点是市场建设，而市场建设的两个重要特点，“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决定了为数众多的因为市场建设而富裕起来的人是农村居民并且仍然居住在义乌的农村，“星火燎原”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不同层级居民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通道深入参与市场从而共同分享市场带来的好处。
二、义乌市“共同富裕”的独特逻辑
1.市场链：义乌市“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义乌市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专业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早在1982年，当年义乌的县委领导人以绝大的政治勇气和管理智慧，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提出了“四个允许”，进而批建了湖清门、廿三里两个全日制市场，到1984年更是确立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思路，发展到现在，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50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7万余的摊位，涉及43类行业，1900种大类商品、40余万种的商品，最高规模时市场从业人员20余万人，每日客户也达到20余万人。根据义乌市场发展局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义乌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3124.87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内贸电子商务交易额2253.99亿元，同比增长11.9%；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870.88亿元，同比增长15.5%。按照我们的非专业统计，义乌市场的年成交额至少超过4000亿元，甚至可以达到5000亿元的庞大数额。
观光休闲农业示范村——义乌市城西何斯路村
2.企业链：义乌市“共同富裕”的核心动力。 在专业市场巨大的先发优势下，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逻辑必然形成企业的链式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企业集群，由此奠定义乌的经济发展优势。随着“工贸联动”战略的推行，义乌市政府在全市实施了“三名四换”等一系列工程，一手抓饰品业、服饰业、化妆品业等传统产业向时尚产业提升改造，一手抓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信息产业、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在主攻“2+2”战略产业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高起点引领贸工联动，并且由此形成企业的块状集群。
在这种“专业市场动力”下，再经由义乌市政府的主观能动作用，义乌市的市场主体得到迅速发育，并且由此奠定了义乌市经济发展的企业基础。根据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26日，义乌在册市场主体数量突破6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市第一。在企业数量大增的同时，义乌企业发展结构不断优化，今年以来新设公司制企业15270户，占企业比重达99.34%以上；新增“个转企”545家，位居全省首位（义乌在册市场主体突破60万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187786465067808&wfr=spider&for=pc）。
3.社会链：义乌市“共同富裕”的制度架构 。因为“企业链”的完美存在，因此在义乌，巨量的市场主体通过“企业链”而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中嵌入自己的分配体系，进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财富分配的“社会链”。
以饰品市场为例，当一级企业通过自我的产品研发而推出第一波的商品之后，其财富获得机制是经济学中的“撇奶脂”体系，也即获得了最好的一个部分。然后是二级、三级、四级甚至五级、六级企业，随着不同等级企业的下行，其所获得的价格体系也随之下行，但最终都有自我的价格确定，因此也可以获得自我的利益体系。比如说，当一级企业的新光公司的产品定价在800-1000元/件的情况下，下面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企业的产品定价也自然地依次下降为500、300、100、50、20元。也正是因为如此，义乌市场的“低端商品”特性才会完整地体现出来，进而满足全球不同消费群体的产品需求。更加重要的是，在市场体系的框架下，财富分配完美地体现出“双赢效应”，也即并不存在有一部分人不能获得财富的现象，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财富，只不过获得的数量有多有少罢了。
义乌共同富裕典型：森宇健康小镇（左：硅化木群，右：未来已来）
义乌市财富分配的“社会链”扩展到农村体系，自然地形成了义乌城乡二元体系的本质性突破，也即在农村体系中嵌入财富分配“社会链”之后，原本作为弱势一极的农村体系反而形成了强势一极的社会特征，进而形成的城乡发展的逆向偏好。这个时候，义乌已经基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而言的“城乡二元结构”了，甚至已经走到了问题的对立面，居民的居住选择已经明显地体现出农村的极化现象了（义乌市佛堂镇《关于印发佛堂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http://www.yw.gov.cn/art/2021/3/5/art_1229129919_3837251.html）。
4.政府链：义乌市“共同富裕”的托底保障 。基于市场“看不见的手”所固有的失灵现象，义乌同样也有一个低收入群体。为此，义乌市政府以社会保障职能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全面而又具有一定强度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形成了义乌市“共同富裕”的托底保障。
具体说来，义乌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一次分配的角度切实缩小社会各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在2018年制订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年新增就业1832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4812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688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2.16%。此外，通过“义乌无欠薪”活动和及时稳妥处理各种劳动争议案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一次分配之所得。二是从二次分配的角度助推民生共享，提升群众的获得感。首先是强化精准扩面，稳步提高社保待遇。全年新增各类社会保险11.3万人次，本市户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为98%、99.69%。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200元调整为230元，失业金标准由每月1350元提高到1440元，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增加116元。其次是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形成实施意见+实施细则+失能评估管理办法、护理服务管理办法、协议机构管理办法的“1+1+3”政策体系。开展上门失能评估3011人，符合待遇支付条件共计2481人，受惠家庭2395户，10月起正式启动护理服务保障，支付待遇339万元。第三是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按病组点数法（DRGS）付费共628组。扩大按床日付费范围，实现精神病、康复病人的按床日付费。275家乡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医保联网结算，其中社区卫生服务站100%实现联网结算（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工作情况和2019年工作要点 http://www.yw.gov.cn/art/2019/9/23/art_1229134297_1161121.html）。
5.两个反例。与义乌市这样的“大富小富共同富裕”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我国很多地方的发展却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并没有带动后面的人富裕起来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江苏省某市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2019年，江苏省某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9523元，是江苏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无锡市（180044元）的38.61%，只是比垫底的宿迁市（62840元）高出6683元，但是从下辖的县市来看，某市最低的某县却只有44664元（江苏省全省最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县），而宿迁市最低的泗洪县却达到了55111元，相差了10447元，由此也可见得在江苏省的范围内，某市的“后富”甚或“未富”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新近公布的“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的前100人榜中，某市这个在江苏省内发展水平垫底的城市，却有3个富豪赫然入榜，其中孙飘扬和钟惠娟夫妻俩以2514.6亿元的个人财富名列全榜第4位，而且是江苏省的第一位，江苏省苏锡常等明星城市的富翁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苏州市的陈建华和范红卫夫妻俩以1274.5亿元名列榜单的第28位。）这个情况实在让人“惊艳不已”（2021新财富富人榜出炉：500人掌控17万亿元资产 上榜门槛涨至89亿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97037849996039&wfr=spider&for=pc）。事实上，我国很多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变化，所走的正是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另一部分人共同富裕的道路，由此才形成了北方经济全面而且“可持续”性的衰退现象。
事实上，即使省域经济老大的广东省，在共同富裕问题是也是大有局限的。广东已经连续32年成为全国经济GDP第一的大省，但是广东省92%的地区，也即广东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之中的16万平方公里的东部、北部和西部区域内其贫困程度令人吃惊。有数据显示，2019年，珠三角核心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城市）的人均GDP是13.6万元，但是，广东东部、西部和北部就是另外一种数据了，其中粤东的人均GDP为3.9万元，粤西为4.7万元，粤北生态发展区为3.7万元，都远低于7.1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事实上，广东21个地市中，只有广佛深珠等寥寥几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值，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梅州竟可以相差5倍之巨（两极分化严重，广东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422378700819841&wfr=spider&for=pc）。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区域的一些县的财政支出，甚至高达95%以上要由广东省财政来负担，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讨饭财政”。
义乌缸窑未来乡村（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之所以形成如此反差的财富分配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江苏和广东两地的很多县市并不存在类似于金华市这样的财富分配社会链，一小部分人因为各种原由获得了切分社会财富蛋糕的巨大权力，因此自然地形成了“一夜暴富”的结果，但是更多的人却只能享有相当微小的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权力，还有一些人可能一点切分的权力都没有得到。正是这种社会财富蛋糕切分权力的巨大差距，才导致了江苏省这种最穷的地市却出最大的富翁的矛盾格局。
义乌市这种完全不同的“共同富裕”现象，突破了以连云港市为典型代表的我国其他区域的“极化富裕”效应。换句话来说，义乌的“普遍富裕”是一种和谐的，具有充分包容性增长的富裕，是一种不需要进行政策强制“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同步富裕发展模式。
三、“共同富裕”的义乌道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义乌市的“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其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完全体现了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样板，可以对全国的“共同富裕”进程起着某种角度的示范效应：
第一，龙头带动效应。在义乌市场中，社会总蛋糕的做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龙头企业的创新力度，二是市场的销售机制。这两个因素，以及这两个因素内部的包含关系决定了“企业链”上不同级企业对社会总蛋糕的贡献是一种递减的级差现象：龙头企业获得了总蛋糕中更大的比例，而企业级差越小，则其可以切分的社会蛋糕比例也自然随之越小。
第二，同步增长效应。尽管在社会总蛋糕中切分的比例各有不同，位于“企业链”前列的企业，其从社会总蛋糕中切分的额度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而位于后列的企业则可能会相对小一些，但就趋势上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企业所获得的财富都是同步正增长的。这种“同步增长效应”与“龙头带动效应”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其他区域并不存在的“财富和谐效应”：也即龙头企业的“大富”是后级企业“小富”的源头和保障，只有龙头企业的“大富”，才能确保后级企业的“小富”，最终形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不同企业之间的“共同富裕”。
义乌李祖文化创客村
第三，收入保障效应。在完善而广泛的“企业链”的前提下，消费者作为工人可以得到相对具有保障效应的工资收入，此外，消费者作为社会保障参与人员也可以得到基于政府架构的各种社会保障收入，这样两个源头的收入保障效应，自然地消除了收入分配差异性而可能导致的社会阶层矛盾，进而形成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和谐局面。
第四，共同利益效应。在“市场链”、“企业链”、“社会链”和“政府链”的协同作用下，由“龙头带动效应”、“同步增长效应”和“收入保障效应”组合在一起，自然地形成第四个效应，也即“共同利益效应”。在这样一个效应的社会生态中，社会各个成员之间显然也存在着收入上的差异，进而表现为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但是前面三个“效应”的存在，也自然地决定了各个阶层成员之间互为包容共同促进的利益关系，最终形成社会各成员之间包容、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格局”。
义乌市这种“共同富裕”的独特逻辑和道路 ，完全突破了以连云港市为典型代表的我国其他区域的“极化富裕”效应。换句话来说，义乌的“普遍富裕”是一种和谐的，具有充分包容性增长的富裕，是一种不需要进行政策强制“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同步富裕发展模式，真正体现了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共同体”效应，而这也正是浙江省可以成为我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深层的社会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