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达寿，笔名牧忆、莫叶、木易，浙江义乌人。1964年于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研究员（教授）。2009年，受聘“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历任浙大教务处教材研究科科长、浙大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副处长职）和浙大校友总会常务副秘书长（法人代表）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会顾问、校史工作研究会第四届理事，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第四至第七届常务理事暨科学文艺创作委员会主任等。主编和著有教材、文学传记、诗歌集和科普书著等55部，发表论文90余篇，有70余部（篇）著作获奖。获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全国教材建设管理先进个人，浙江大学竺可桢基金优秀教师奖，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会授予“校友工作杰出贡献奖”，浙江省暨杭州市科普作家协会多次授予优秀科普作家称号，被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称号。
一个校史工作者述说了校史学习与研究之路的漫长、宽广和艰难，以爱史的心路历程展示浙江大学校史的悠远与厚重，从而唤起更多浙大人对浙大校史的关注、学习与研究，为我校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提供借鉴。
浙江大学悠久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教育科技、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宛若一座“金矿山”呈现于世人面前。几十年来，我甘愿当一名“矿工”，作了一些采掘和研究，但对于校史“矿山”而言仅是“一镐一铲”而已。
走上热爱校史之路
1964年4月1日，浙江大学求是园一身靓丽，万名师生员工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齐集大操场，隆重庆祝浙江大学建校67周年。会上，常务副校长刘丹、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周建人等讲了话。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浙江大学发展的历史和传承的“求是”校风，要求师生员工继续努力，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毕业前夕第一次听领导讲学校的发展史、革命斗争史，自己能在历史悠久、富有优良传统的学校里学习，深感荣幸与自豪！
1972年5月，我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浙大三分部举办的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旨的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这期学习班有60余人，都是在原老浙大学习或工作过的人。这些老浙大人回忆了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校长率领千余名师生员工及眷属西迁办学的艰难岁月，讲得较多的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秩序井然，师生义卖义演、支援抗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等情况，从此，更萌生了我进一步了解校史的渴望。
2009年12月31日“浙大校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
197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国科学院任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強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79年4月23日下午，在全校师生员工欢迎大会上，钱校长对师生员工提了五点希望，其中第四点“要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他特别提倡在“求是”基础上的“创新”。这是后来学校提倡“求是创新”精神的由来，也成了我日后工作及学习与研究校史的明灯!
记得1981年5月，我因参与筹建浙大出版社到印刷厂任副厂长。次年4月，适逢学校85周年校庆。校庆后，张镇平副校长交给我一大堆校庆资料，让我编辑出版我校第一本校庆文集。我有幸拜读了许多校友写的回忆文章和诗词，给我上了第一堂丰富的校史课。特别是读了浙大教育研究室编写的《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提纲），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初涉校史后，我决心挤压自己的兴趣爱好，分出一些业余时间学习与研究校史，并于1983年5月在贵州《大众科学》上发表《战火中的“东方剑桥”》一文，后又在《浙江教育报》上发表《播种求是的种子》一文，受到编辑和校友的诸多鼓励，增强了我学习与研究校史的热情。
2009年12月31日，浙大校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由党委书记、研究会会长张曦向杨达寿颁发“校史特聘研究员”聘书
1990年初，分管人事的吴平东副校长调我去图书馆任副馆长，我因爱与书本打交道，就高兴地答应了。不久，路甬祥校长说我文笔好，还是希望老同学在校友总会任职，除主持校友总会和校友联络办日常工作外，并要我挑起校史编写与研究的担子。于是，我借着初爱校史的余兴，不知深浅地就着重担。自此，我真正走上了校史工作的艰难山道。
1939年2月4日，竺可桢校长对新生说过：“诸君到浙大来，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历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诸位到浙大来的使命。”我于1959年进入浙大求学，在领导的报告中只是听到过校史发展沿革的碎片，20世纪90年代初，能受命主持校史的编写与研究，深感荣幸，于是暗下决心多采一点“金矿”。
夯实研究校史基础
高楼平地起，需要坚地基。
接了校史编写与研究重任后，我决心从最基础的史料积累工作做起。
首先，甘于坐冷板凳，勤于躬行调查。我常去学校档案馆、浙江档案馆查档，也去中国历史档案馆查找过校史资料，一坐就是半天，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经多次查阅，对学校早期的档案资料有所了解，为而后校史编写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4年5月，《浙江大学简史》第一卷（三稿），由作者储静同志修改后，交本人审阅统稿。我提出《浙江大学简史》正式付梓时，必须用《恭摺》和光绪朱批的真迹影印件，以存史实并飨读者。
1996年5月28日，我和同事杨捷借6月2日出席天津市浙大校友会聚会前的余隙，取道北京查找《恭摺》和朱批。可是四下打听，当天竟一无所获。
5月29日一大早，我拿着邱焕章老师的信，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找邱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的同学夏传鑫老师。热情的夏老师，特去请教了经常查找明清史的老师后说：“你们可先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试査，但据说明清档案很乱，一周内能找到，你们的功劳就很大了！”听了这话，我捏了一把汗。
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传达员约法三章：一不准带相机，也不准寄存；二不准带烟、水和其他食品；三只能带一个小本本和一支笔进入档案室。经过一再恳求，传达员破例收下了放有相机的摄影包，但说“相机丢了收存人无责任”。因急于查档，我们就点头认可了。
5月底的北京比杭州热，进了屋又小、人又多的目录室，面对几大柜目录，查了一个多小时，两人的上衣已湿透，可仍未见《恭摺》的踪影。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档案馆同志吃中餐了，叫我们下午1点后来。我们如出笼的小鸟离开了目录室，但因未查到《恭摺》而仍步履沉重。
我们在西华门外一家小餐馆匆匆吃了一碗凉拌面，喝了一碗汤解解渴，又一头扎进了目录室。下午3时许，我找了自认较有价值的6条目录，可是档案馆只允许看缩微底片。来到阅读暗室，更是闷热干渴难当，加上胶卷霉点很多，阅读设备陈旧，盯着屏幕一会儿就眼花头晕，一种递增的不安笼罩心头。
4时许，紧盯的屏幕显出《恭摺》的影子，我们不约而同地边叫边跳了起来！此时，我的双眼却模糊了，两串水珠洒在胸前……
我们乘胜查得了其他几份材料，又查了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前身的奏摺，除查到北京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办学章程外，其他均未果。
“原始档案复制给外单位，没有先例，这是本馆的规定。”利用部负责人坚定地说。我们站在利用部窗口与她足足磨了半个多小时，她看看表，快要下班，又觉得百年大庆确是大事，她说：“照顾拍照一份《恭摺》，其余复印，快去交复制款，半个月以后派人来取。”
6月26日，吴光国同志帮我们取回珍贵的《恭摺》等真迹复制品，消息传开，不少人争先恐后来看那红光闪闪的光绪皇帝朱批，看后都深情地说：“这是浙江大学最珍贵的宝贝啊！”
《恭摺》（光绪23年）（局部）
我做过两个学校资助的校史课题，都离不开躬行调查。如2011年我做过一个《浙大烈士生平初探》的课题。我虽知道大多烈士的姓名，但到学校档案馆和省档案馆查找后，有的文字介绍极其简单，更有多位烈士缺少照片。无奈之下，我一是走出去调査，二是求助地方校友会及亲朋好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将每位烈士配上照片，为我校史库大厦添上一瓦!
第二，抓住一切机会向兄弟院校学习校史编写与研究的经验。1984年，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以前建立的高等学校，组织力量编写校史。此后，全国高校启动编写校史工作，并于1988年9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一次“高校校史研讨会”，会上成立“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虽然我校曾组建过以前校长为主任委员的校史编委会，先后有毛安康、毛正棠、林之平、杨达寿、徐有智等参与校史编写工作，但未能成书，也未派代表参加高校校史研究会。
1991年5月，我校校史编写工作重新启动，此时不少高校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本省原浙江农业大学等高校都先后编出校史。我常借开会与釆访校友之便，去向这些先行学校学习与交流。特别是1995年6月，我校第一次参加了四川大学举办的高等教育学会校史工作研究会，我在会上作了《编纂浙江大学简史琐谈》发言交流，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被研究会增补为理事。
第三，重走西迁路，多访老校友。我去校友总会任常务副秘书长(法人代表)和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副处职)后，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地各届次的校友，有机会学习与聆听校友们身历的校史故事，获得许多校史编写与研究的原始素材。
1993年秋，我亲率旅居美国和台湾的9位1943届老校友，沿着竺可桢校长亲率文军西迁之路寻梦，先后到青岩、桂林、遵义等办学地寻找多个遗址，一路上，听到许多可歌可赞的办学故事。这次寻访后，我决心重点寻访西迁办学点，借助公差专访和自费寻访相结合的办法，先后两次去龙泉曾家大屋，建德和西天目禅源寺，去过吉安、泰和和宜山，两上湄潭，三到遵义，每次都有较多收获。此外，我还抓住机会三次去上虞东关竺校长故居纪念馆；去了东关保驾山寻访故址，访问竺校长亲朋后人，祭扫竺校长父亲竺嘉祥之墓；去过北京和南京竺可桢故居及南京气象所故址，又去无锡寻找并祭扫竺校长续弦陈汲女士之墓等。
2010年10月22日，陪同浙大机关离退休第四党支部同志去寻访浙大西迁办学点第一站禅源寺后留影
我遵循路甬祥校长“学校各级领导干部要借开会、公差等一切机会，看望与专访各地校友”的指示，千方百计挤时间专访校友。
在机关上班，我不愿脱离教学工作，但我兼教的机床设计课无法带学生下厂，于是1984年起就改教科技写作课，并任高校科技写作研究会常务理事兼教学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92年夏，我借去呼和浩特市参加高校科技写作研究会年会之便，专访重型坦克制造总工程师刘顺发校友，因受凉感冒，身负39度的高热去包头市第一机械厂，又克服回程走河谷迷路的饥渴与震颠，直至晚上9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抵达开会之地报到。
1994年暑假，我应邀去乌鲁木齐参加西北高校教材建设管理研讨会，顺便釆访了北疆各市知名校友。十多天的奔波老胃病复发，我仍坚持坐面包车去罗布泊地区的核基地专访林俊德少将总工程师。车临高温的托克逊兵站，我因凌晨只喝了点饭汤，沒有身备梳打饼干补充能量，低血糖引起头晕加双眼暂时失明，幸得到兵站照顾，喝了西瓜汁，吃了饼干继续前行，直至夕阳临近大漠才达基地，并驻地专访4天，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
自这次专访后，我一直关注这个浙大人贡献巨大的宝地。这里走出了5位浙大校友总工(总共8任)，走出了4位校友院士。在感动之余，我在退休前曾向校领导递交过再赴马兰采访写书的申请，久未见复。
2001年6月8日至15日，我受高校校友工作研究会之邀，赴北京师范大学给高校校友工作干训班学员讲课，课余专访了程开甲、吕敏和杨裕生3位院士。他们几十年在戈壁滩隐姓埋名，为“两弹”研制试验作出巨大贡献，时时撩拨我的心弦。回杭州后，我再也无法平静，一是千方百计挤时间给4位基地浙大校友院士分别写了《求是情——访“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基地前副司令员兼核试验研究所所长程开甲二三事》《戈壁曲——访核物理学家、基地前科技委主任吕敏院士》《戈壁忆——访分析化学与放射化学家、基地前科技委主任杨裕生院士》《戈壁人——访核武器试验基地总工程师林俊德院士》4篇报告文学，全部出版发表；二是鼓足勇气向基地司令部递交，自费为基地浙大人釆访写书的申请，很快得到基地司令部的复信：
杨达寿教授：
您好!
您给基地林俊德总工程师的来信及传真收悉，信中提出到基地釆访程开甲院士，专访林俊德总工程师等事宜，基地对此很重视，经研究认为，程开甲院士、
吕敏院士、杨裕生院士和林俊德总工程师均为浙江大学毕业，同意您到基地釆访。近期，基地任务十分紧张，如果程老到基地，请您随程老一起到基地为好。
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三六五○部队
二○○一年七月九日
经与程开甲院士联系，只因他身负小恙，久等仍未能成行，深感惋惜。
1994年夏，作者去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采访校友林俊德（左）少将留影
1998年暑假，我身患心脏早搏与房颤正处康复期，受潘云鹤会长委派，代表学校前去新疆慰问在边陲工作30年以上的校友。我带着救心丸等多种药，与杨捷从北疆到南疆，马不停蹄18天，听到许多校史人物开疆拓土的故事。我们看望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和独山子等地百余位校友后欲去南疆时，忽闻喀什市骚乱，一个民警被枪杀，人心慌慌，加上伽师大地震，山洪暴发，退机票窗口排起长队，但我们沒有退却。到喀什住下后，我们听从服务员“夜不外出”劝告，等待校友信息及黎明的到来……此后，专访莎车校友俞仲兆总工与和田校友胡乐天经委主任时，激动得彼此热泪长流，久久无语。在送我们去和田的路口时，俞仲兆学长双手紧握我的手说：“你是代表学校来南疆看望校友第一人!请你代问潘校长好!”而后，我们坐上由胡学长派来的车，沿着正在抢修的公路人车共舞似地向和田进发。
我们在昆仑山下绿洲住了两宿，看望和田校友后，还参观了和田丝织厂、玉器厂、葡萄长廊和500余年高龄的核桃树，大开眼界。8月15日一早，胡学长派专车送我们，让我们沿着横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前行，体察大漠难得一见的风光，并创下日行1100公里的行车纪录，于午夜时分安抵库尔勒市，其中的甘苦都深埋记忆的井底!因我们不知塔中腹地有招待所，未能夜宿，也失去实地察看浙大内然1968届马兴华学长率队钻探塔中的油井，听听他勇破前苏联钻井深度纪录的故事，有些惋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校友总会工作十年来，我每年暑假外出专访校友，除西藏外，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加上公差和省亲，退休前后也专访了美国和加拿大多地校友，积累了大量校史人物素材，为我组织编写与统稿《浙江大学简史》及撰写多部校史性书著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广泛学习与收集书著和报刊的史料。在副主编(执行主编)《浙大校友》书刊20期(每期25万字)期间，每期都会收到校友和师生写的校史性文章。这些文章多有老学长身历的故事，从中可汲取许多有益的史料。同时，我大胆改革，培养编辑人员，注重校史类文章，使《浙大校友》更贴近校友，校友的表扬信众多，因而我被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会评为“校友工作杰出贡献奖”。
北美、台湾等校友会，长期编辑出版校友通讯；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有上海，南京，北京，江西等地方校友会也出版校友通讯，也常有老校友的回忆文章，多有史料价值；更有北京老校友编辑出版的近40期《求是》通讯，还有活跃一时的各年级老学长编印的级刊，原浙大社团刊物如《叮咚》友讯，还有各地校友会和遵义湄潭浙大西迁研究会的各种书刊，以及各位学长的大著，如《浙大在遵义》，各种版本《竺可桢》传、《费巩传》《黎明前的求是儿女》《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等等，恐有上百种之多，都是我学习、珍藏与引用的宝贵史料。
我还注意自费购买、搜集浙大校史人物书著和报刊资料，购买竺可桢全集，为学习竺可桢日记，撰写文章查考史料提供方便。
收获更比耕种艰辛
我在老和山下生活快要一轮甲子了。在求是创新精神熏陶下，我勤于播种，乐于耕耘，热心服务，更是甘当义务的“矿工”。在生命夕照余辉中，我回望自己行进深浅不一的足迹，能给岁月交出的答卷，不是耀眼的光环，只不过是在教学科研、教材管理、校友工作和校史编研中血汗凝成的文字罢了。至今著和主编教材、校史性书著和科普书著等49种，计1268万字，其中独著570万字。发表教学、教材研究、校史研究、校友工作研究和科普论文80余篇。本文仅在校史学习与研究中收获的苦乐作一小忆。
回首我35年来收获的校史性文字，有《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主持编写并统稿）《浙江大学简史》（第三卷内部版，主持编写并任副主编）《求是英才传》《科学家竺可桢的故事》《赤子春秋——刘奎斗传》《浙大的校长们》《浙大的大师们》《浙大的学子们》《文军长征颂》（史诗集）《竺可桢》《施雅风传》等23种。
编写浙江大学校史，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无奈工作量太大，可参考的资料少，我又是兼受此一重任，宛如背若芒刺，时时感觉责任的重大。我先细心地搭建好编写班子，邀请知史知情的学校原中层领导储静、郭尚汉，陈昌生、邱焕章教授等出任撰稿者。我们先在完成《浙江大学校史大事记》并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编写校史，这样做可事半功倍。我还常和撰稿者四处查找资料、调查访问，经过不断的调查核实、筛选整理、征求意见，经过100多次的座谈研讨，经过四易其稿、通宵达旦的努力，终于完成《浙江大学简史》（第一、第二卷），于1997年3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5万字，100多幅图。《浙江大学简史》的出版获得了一片赞扬声。而后，我和新聘撰稿者一鼓作气，于1999年又完成《浙江大学校史》（第三卷内部版）。后因四校合并，没有完成一套完整的浙江大学百年史成了我的一件憾事。
在校史馆建设中，我除了做好我提议的收藏校史著述工作外，对校史馆布展也提了进一步改进的建议。1996年12月30日，分管校史馆的校党委陈子辰常务副书记主持校史馆布展工作会议，会后要我写出改进布展的具体内容方案。因任务很急，我连夜写稿至元旦天明，亲送陈书记以供元月2日集体讨论。讨论中受到校史专家的认同，并受校领导表扬。
我利用校友联络平台，除促成筹集修建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260万美元和永谦活动中心240万美元外，还为《浙江大学简史》出版资金等捐赠项目，筹资计150多万元。‘
为竺可桢纪念馆商筹实物纪念品，专程去北京等地搜寻，发动校友为纪念封竺可桢百年华诞到西迁办学地盖邮戳等，为我校校史添上一彩。
在编写校史的同时，我有感于丰富的校史史料，自筹资金主动编写出版了6部校史性书著。如编著的《科学家竺可桢的故事》，主编的《求是群芳谱》（报告文学第二、第四集）、《求是群芳谱》（小传集）、《求是英才传》（两院院士集）、《浙大逸事》等等，特别是《求是英才传》千方百计动员了入选的114名院士寄赠墨宝手迹，成为颇有文献价值的书籍。
2009年12月13日，给校文宣队、记者团宣讲西迁办学史
2000年8月，我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仍笔耕不已。这一期间，除完成多部其他书著外，我的校史性著作达到了一个小高峰：2001年著报告文学《赤子春秋——刘奎斗传》；2003年著报告文学集《俊彦跫音》和采访杂记《浓情淡记》、主编《百舸争流》等3本；2006年出版“圆缘文丛”《浮波缘》《诗文缘》《书友缘》等4本，内有许多有关浙大史料性文章和人物小传；2007-2008年主著《浙大的校长们》《浙大的大师们》《浙大的学子们》3本，这是继北大、清华以后第三种中国百年名校的人物丛书，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篇幅由我亲自撰写，成为浙大学子们十分喜爱的校史性著作，被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评为优秀图书；2009年著《文军长征颂》开创了用诗歌表达校史的先河，它将流传在浙大学子们的心中；同年主编《精彩人生》，内收我的7篇报告文学（其中6篇是写校友的）；同年著《竺可桢》传，该书荣获2014年浙江科普作家协会优秀图书特等奖和浙江树人出版奖、华东优秀图书一等奖；2014年著《施雅风》传，是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传记永久书系的第一本，为学校争了光。
胸中有料，心中有爱。我对浙大的历史越学习，越喜爱；越研究，越深入，越有挖掘不完的“矿藏”。
除了书著之外，我还写了近200人次的报告文学，其中校友、校史类人物为多数；写了《略论竺可桢的办学特色》《论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萌生与弘扬》《高等学校校史编写刍议》《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对贵州科技教育文化的影响》等20篇校史类论文，都正式发表，其中有三篇论文被高校唯一一本《学府史论》文集所收录；还有其他代表文章，如《浙大与北大的历史情结》《西湖典故香长留》（竺校长与西湖的故事）《求是楷模，大爱无己——记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等，前者受到浙大和北大师生及校友的点赞，后者是教育部老教授协会的约稿，受到该会的好评。
我在学习与研究基础上，曾列举过几个“浙大人之最”：
新人口论第一家——马寅初（1949.8－1951.5任浙大校长）；
浙江大学“百年人瑞第一寿”——张任天（著名数学家，享年108岁，于1902－1904年在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
小麦育种第一“神”——金善宝（1927－1929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
求是园里第一松——陈鸿逵（自1935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始，在求是园工作生活70多年）；
高等教坛第一师——陈立（1939年始任教浙江大学，至2001年百岁高龄时仍带领博士生去工厂实习）；
微分几何第一星——苏步青（1931.3－1952年任浙大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和训导长，著名微分几何学家）；
文理双通第一才——顾毓琇（1929.2月任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主任，是江泽民、朱熔基的老师）；
三顶桂冠第一人——贝时璋（1930年始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曾三次被授予德国脱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
奥运篮坛第一哨——舒鸿（1934－1952年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曾任1936年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
这些之最，我大多访问过，能用第一手资料向大家展示他们的风采，受人赞佩！
我之所以能够胜任校史工作，能写出较多浙大校史的著作，主要是有一颗景仰人物高风、追随人物高风的心。我在《道德文章仰高风——在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说过：“我的学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学习竺校长爱国爱校爱师生的崇高美德；学习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学习他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格风范。二是学习专家、校友和师生们爱国爱校爱竺公的情怀，学习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奉行求是精神、研究竺校长办学思想的丰硕成果与宝贵心得”。这些都表明我对竺可桢校长的崇敬，以及对执著研究竺校长事迹的师生们的向往之情。有了这种心，就能写出《战火中的“东方剑桥”》《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竺可桢与求是精神》《科学家竺可桢的故事》《竺可桢》传等等文章和著作。有了这类文章和著作，才能使后人了解竺可桢校长的为人和为事，使竺校长的高尚人格光辉永远闪耀在世人面前。
然而，要写出这些著作，不去学习与研究，不用非凡的毅力和精神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是办不到的。当初，浙江省科协打算编撰一套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是我省文化工程项目之一，我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丛书的编委，共同讨论了入选首批的13位传主。当省科协领导要我申请竺可桢传的写作时，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暂时还不能写，《竺可桢全集》才出了一半，我还没好好学习，如果我要写，我还要大量收集材料”。直到一年以后，因为难以从全国前来应征写《竺可桢传》的人中挑出合适的写作者，再加上《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先生的力荐，丛书主编再次希望我承担《竺可桢》传的撰写，此时我才答应下来，因为我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又学习、研究及收集了不少竺可桢的资料。
实践表明，撰写竺可桢事迹的过程，也是自己心灵得到净化的过程，越深入了解竺校长的事迹，越能提升自己的情怀。1993年寒假将临，我受校领导委托写一本有关竺可桢事迹的书，以备翌年2月纪念竺可桢逝世20周年之用，时间十分紧迫。1994年的寒假，我安排老伴带两个小孩回老家，而后日夜兼程地撰写《科学家竺可桢的故事》一书，每天只烧一次饭菜，后再热着吃两餐；每天都写到午夜后，除夕夜放弃看春晚写至凌晨。写作时竟有三次催泪长流：第一次是竺可桢得知母亲逝世后，连夜赶回老家，跪在母亲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如是尽孝在我心中产生极大共鸣；第二次是1938年7月25日，竺校长为寻觅三迁办学校址，在奔走20余天后，忽闻急电返家，在泰和浙大防洪堤上听女儿竺梅“衡没有了”一语，令作者十分心酸；第三次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年近八旬的老人，却拄着拐杖偕夫人去粮站扛15斤大米，途中休息几次，仍是疲惫不堪，见此情状，催我泪水打湿书稿。我认为“写作的过程，是我受求是精神熏陶的过程”。
更令我心酸的是春节前，大姐因身负恙叫我回家过年，因未成书稿而无法如愿，然万想不到她于2月23日（正月十四日）离我而去，视姐如母的我怎不泪水长流呢？！
我不仅把真情倾注在竺校长身上，也反映在所撰写过的浙大学子的身上。在十年校友工作任上，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遍及世界的校友。他们的亮点就是校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各自不同岗位创业创新，奋斗奋进，时时撩拨我的心弦。特别是结识多年、慷慨助学的汤永谦、刘奎斗和查济民等校友，我一直深怀敬意，并一直想给他们每人写一本文学传记，然汤永谦和查济民先生太过自谦，婉言辞谢，仅给竺校长和刘奎斗、施稚风学长各写了一本文学传记而已。
刘奎斗是1942年浙大毕业的同系学长，曾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后又任台湾浙大校友会会长。他曾两度从军抗日，为国建立功勋。十多年来，我与刘奎斗通信百余封，亲如手足。在我牵线搭桥下，他捐资260万美元不留名，为浙大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有感于刘学长爱国爱校爱竺公爱学子的赤诚之心，我决心撰写刘学长的事迹。为此，我冒着零下25℃的严寒赴沈阳、大连调研，采访刘奎斗的同事、同学和乡亲等，获取第一手资料；我静卧病床一边打点滴，一边构思写刘奎斗传；退休后，我无意向学校伸手，自费赴台湾征求刘先生对书稿的意见。当我转机路过香港时，特停留两天，采访查济民校友和夫人刘璧如，日后都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以表心迹。在台湾刘先生家，我耐住35℃的湿热（因刘学长有怕冷之病），穿着背心讨论与改稿。经过两年的写作，终于在2001年写成24万字的《赤子春秋——刘奎斗传》。此书一推出，读者不仅佩服刘奎斗先生的为人和处事，也同样点赞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
除了心中有楷模，对工作、对校友满怀情感外，如果没有勤勉努力奋斗精神，要写出较多的浙大史料也是不可能的，如义乌商报记者金小玲曾用“勤奋+苦思=出色”的公式来表达我的人生。1998年春节，为了编校《浙江大学简史》（第三卷）和构思写刘奎斗传等工作，我在正月初二即到办公室上班，但因百年校庆工作中精力透支过多，在走楼梯时就走不动了，医生检查后发现是严重早搏、心律失常、伴有房颤，住院打吊针23天，第24天就求医生给出院了。在写作《施雅风》的那一年，正逢我们去美国探亲，名义上是去照顾孙子，其实一年多时间里，我都在写这本书，给孙子留下了一个伏案爷爷的背影。我无所谓节假日，即使退休后，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为当好“矿工”勤劳着、前行着。
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百年校庆，校史逐渐成为师生学研的热点，讲好校史课成了我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校史的重要途径。此后，我常被学校宣传部（广播台）、团委、学生会、人事处、学工部、研工部、学生社团、记者团及各校区等所请，给师生讲过三四十次校史课，长则两节课，短则半小时。讲课的对象有大学生、党章学习积极分子、社团骨干及报刊记者、团委和学生会干部、新上岗的教师和广大师生员工等。因各类人员需了解详略深浅不一，每次讲课我都作了认真准备，写了讲稿。特别是百年校庆广播演讲，面向杭州市开放，时间紧凑，我在家里作了多次预讲。后来，我还将一些历史图片与讲课提纲编成课件，给人事处新来老师讲了后，反映较好。通过讲课，更促进自己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校史，并把浙大校史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抗日战争史等联系起来，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收获良多。我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注意校史人才培养，除培养本办人员外，还指导学生学会采访，带动同事做课题和课题评审、出校史竞赛命题等工作。
多年来，我除写了不少校史性文章外，还受宣传部、校长办公室、档案馆校史室及湄潭县等单位委托，义务审阅有关校史、写竺可桢校长的一些书稿、电视连续剧等，我都认真地审阅，并认真写了评审意见，纠正了创作者许多差错，提出许多改进的建议。此外，我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杭州电视台和浙江日报等多家媒体及苏州校友会的采访，其中2014年8月14日杭州电视台的一次录像采访，面对镜头回答50个校史题，长达近3小时，采访者为我一次次竖大拇指。2016年6月7日，我参加档案馆纪念保卫灵隐寺60周年座谈会，受校档案馆委托撰写保护灵隐寺一文，我和老伴作了许多调査后，日夜兼程，伏案一周余终成《浙江大学师生员工保护灵隐寺始末记》一文，为校史添上浓重的一笔。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感浙大校史是一座采掘不尽的“金矿山”，我为能当上一名义务的“矿工”而自豪！为何称义务“矿工”呢？除5本约稿书有薄酬外，无论我写的校史性书著和诗文，或审阅的书稿和剧本等，基本上都是尽义务的，有的还要贴一些出版费，但我无怨无悔。这条前开的路，我还会继续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