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
——四曾祖父邵飘萍为共产党工作二三事
.邵诚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隆重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作为邵飘萍的曾侄孙、《邵飘萍传》作者(2013年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特撰此文以祝贺。百年来,中国新闻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记者,其中生活战斗在二十世纪军阀混战时代的名记者、《京报》的创始人、革命先烈邵飘萍就是佼佼者。今年,当我们庆贺建党一百周年时,回首邵飘萍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革命、追求真理的一生。毛泽东在延安时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见1979年版《西行漫记》第127页)。
邵飘萍谱名新成,又名镜清、振青,笔名飘萍。祖籍浙江东阳紫溪村,1886年10月11日生于浙江金华市东市街鼓楼里谯楼巷,一幢当年给考生们住宿,叫“芝英考寓”的破旧的房中。邵飘萍青少年时期即以早慧闻名乡里,12岁考上秀才。1902年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学制六年(即预科三年,正科三年),1908年夏毕业后回金华,被聘为金华中学堂(现金华一中)文史教员。教学之余,应聘为上海《申报》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金华通讯,开始和新闻事业发生关系。1911年再次赴杭,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任该报主编,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当时,浙江贪官污吏横行,邵飘萍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和勇敢,以报纸为武器,坚决和无情地抨击鞭挞贪官污吏们的种种丑行,在报上连续发表了许多著名时评。为此他被捕三次,下狱九个月。后经夫人汤修慧(江苏吴县人,中国著名女报刊活动家)及吕公望等亲朋好友奔走营救出狱。1914年又因揭露袁世凯篡权阴谋,《汉民日报》惨遭被封后,亡命日本。1915年,是他第一个从日本向国内报道袁世凯同日本密签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内幕。同年底他返回上海,应邀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撰写时评。1916年被史量才赏识,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同年8月他在北京南城珠巢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开办的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1918年他又以个人的力量创办大型日报《京报》,同时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活动,并应邀担任该会的导师。《京报》创办后,邵飘萍对北洋政府及复古、反动势力进一步发起猛烈地抨击。此时,他所写的通讯和时评,忠于事实,而又有深刻的剖析和精辟的见解,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时《京报》成为人民的喉舌。此后,由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书相继出版,更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邵飘萍以双重身份投入运动,并在“五.三晚会”上,第一个走上讲坛鼓动呼号,发表演讲,号召同学们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主持的《京报》,连续对“五.四运动”进行详细地报道,而他自己则秉笔为枪,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先后发表了《坚持到底》、《万众一心》等四十多篇著名评论文章。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了“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由此,他是伟大“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轫人,他的历史功绩是卓著的。
1919年8月,《京报》因支持“五.四运动”被皖系段祺瑞政府查封。对此事,四曾祖母湯修慧对笔者回忆说,军警来抓之前,有位朋友冒险来电话叫邵飘萍快跑!情急之下,邵飘萍从堆在桌上的文稿中,抽出几份最重要的放进一只手提箱,然后又找出李大钊(守常)、罗章龙(璈阶)刚送来的重要文稿也塞进箱内。当时,湯修慧从门缝里看到报馆外已有军警在叫喊,对神色慌张让邵飘萍快走的编辑部主任潘公弼说,怎么走?门外已被军警包围了,就是插翅也难逃了!这可怎么是好啊,公弼啊,你平时蛮会动脑的,还不快想个办法,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飘萍被他们抓了!这时,潘公弼猛拍了下大腿说,有了!振青君,我看,此时您该学学水浒里的梁山好汉时迁才是啊!亏你想得出呀!邵飘萍苦笑了一下说,拍拍潘公弼的肩膀说,好兄弟啊,看来我只好做回时迁啰!报社就交给你和修慧了,你们可得帮我守好!潘公弼说,人在报社在,你放心走吧!湯修慧着急地催道,还不快走?这里有我和公弼,放一万个心走吧,你真要把人急死啊!邵飘萍此时双眼血红,吻了下湯修慧说,保重!慧,我走了!说完拎着手提箱,爬上了屋顶,猫腰从《京报》馆那灰色的房脊上溜走了。幸亏那天他脚穿软底布鞋,才没弄出响声。邵飘萍逃出后在《中华新报》总编张季鸾的帮助下再次亡命日本。值得指出的是,好友张季鸾还把原来《朝日新闻》应聘他去工作的机会让给了邵飘萍,此正是危难见真情啊。在他的力促下,邵飘萍应聘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中国问题顾问。此时,他除攻读日文还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在书中,专门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介绍斯大林的人。1920年秋,段祺瑞倒台后,他回北京重新恢复《京报》,并出版了《新俄国之研究》,此书属于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书还被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和毛泽东故居有此书陈列。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1921年11月1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二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邵飘萍也是该研究会会员。对于《京报》创办后以及担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的活动,四曾祖母湯修慧多次对我谈起邵飘萍。当年邵飘萍因在流亡日本时学过日语,有位名叫罗章龙的有一次来找他说,准备把马克思主义扩大到人民大众中去,目前已成立了各种外文翻译组,听李大钊(守常)说邵飘萍会日文,就让他帮忙校订马列的译著。邵飘萍一口答应,说报务再忙我也要挤出时间来。罗章龙当时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和创立了劳动通讯社,还成立了革命的印刷工会,邵飘萍知道后,即派《京报》印刷厂工人参加了该组织。对此事,罗章龙(璈阶)曾回忆,《劳动通讯社》后与邵飘萍所办的《京报》有过合作采访,在邵飘萍的精心指导下,办得有声有色。《工人周刊》除介绍国内外劳动界消息、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悲惨生活之外,着重还报道工人劳动和斗争的情况,积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力提倡组织工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对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受工人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最大销量曾达两万份,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当时,邵以《京报》社长的身份,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以及德国、法国等各种渠道,为我们的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新闻消息。此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急需的。当年,邵飘萍为党义务提供情报资料,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工作,使我们党的刊物增色不少。同时,邵飘萍在出版刊物、印刷文献等方面,《京报》的昭明印刷厂当年曾给予很多的方便和支助。
1922年4月4日,帝国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唆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三十二个国家的七百余名代表与会。反动当局非但不加制止,反而派军警保护会场,这就更加激起国民的义愤。召开之日,邵飘萍安排《京报》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出《非宗教同盟之重要宣言》。继于4月10日,以《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记》一文,报道了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在会上的演说。全国各地诸多学校社团的非宗教宣言,也通过《京报》与国民见面。这一场斗争中,邵飘萍运用《京报》的有利条件,在舆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获得中共北方区党组织的良好评价。对此事,时任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一书有记载。对后来出版《非宗教论》一书,当时的京报社、华俄通讯社、光报社等都从人力、物力给予大力支援。为出版这本书,邵飘萍采用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捐助许多纸张,印刷也是按成本计算的。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费用均由京报社一身承担,是资助最多的。书中还公开刊印卡尔.马克思的铜版像,这铜版像也是由京报馆铸版制成。书中选入三十三篇论文,作者中有著名的李大钊、罗章龙等共产党人、青年团员和社会名流学者等。在此期间,邵飘萍还对中共党组织派到京报见习的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亲自培养训练,后来这批学子渐渐成了新闻战线上得力的记者和编辑,为我党造就了一批新闻人才。此外,他还利用《京报》的版面,以刊登要目广告的方式,介绍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等党的报刊的出版。在《京报》上刊登当时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工作的陈毅、陈为人等北方区委领导人的文章。在和党亲密关系上,有一件事也可佐证一二。四曾祖母汤修慧和叔叔邵寿生均对笔者说过,1924年,邵飘萍通过党组织,把外孙女王宝英(长姐邵新月女儿)秘密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该校由列宁创办于1921年,是以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为目的的学校,学员多数是共产党员。从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岁月起,邵飘萍为了实践新闻报国的夙愿,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我党真诚的帮助,这对当时党在北方区宣传马列、胜利打开局面开展活动,作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敬仰者的卓越贡献。
邵飘萍敬仰马列,不断在他所办的《京报》上介绍新俄的对外政策,鞭挞帝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野心,也使国人更多地了解共产党人,了解苏俄,走十月革命之路,并力推中苏建交。当时,新俄初建,帝政派尚未全覆之日,邵飘萍就率先在《京报》发文主张,取消中俄两国旧时条约,撤废俄帝国政府驻华之公使领事,而待遇于个人资格。1923年9月,新俄再发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新俄代表加拉罕到北京时,京都各界千余人到车站迎接。邵飘萍还专门在北京中央公园设私宴,招待新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又特制“精神可师”的锦幛,敬赠新俄驻华大使馆。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促进中苏建交的运动。对此,邵飘萍积极参与,《京报》密切加以配合,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邵飘萍敬仰马克思主义,言行一致。他积极斡助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立足报人阵地,主动、积极地配合我党的宣传中心,事必躬亲,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诚挚友。党组织根据邵飘萍本人的志愿和在实际斗争中的卓越表现,于1925年春,经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事,罗章龙曾回忆说,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只能在地下进行,保持一种秘密状态。邵飘萍是由我和李大钊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前后,1922年以后,他已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按照当时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志愿,我们介绍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大钊同志是书记,年龄也比较大,又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他是比较尊重的,由他作介绍人是必要的。邵飘萍入党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现在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党是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邵入党后,我和守常(李大钊)通过北大外文系的一位名谢磊的女同志和邵飘萍保持工作联系。
对此四曾祖母湯修慧也对笔者说,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在1921年之前就和李大钊(守常)就来往了,共产党成立后,他和李大钊来往更密切了。在宣传上,邵和党的报刊紧密配合,在《京报》上撰文极力介绍苏俄建设新成就,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瞿秋白等所写有关苏俄教育的文章,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他特地在《京报》上出版了纪念特刊,并对北京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举办马克思生日纪念活动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方面,他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仅在1924年一年内,他就在《京报》上编发了《列宁特刊》(1924年3月30日)和《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1924年5月5日),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事迹、著作和他们的学说。
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期间,他亲赴采访,并在《京报》上刊载了大量有关罢工的消息,给罢工运动以极大的舆论支持。有一天,李大钊和罗章龙来找邵飘萍说,振青兄,我们刚编好一本《京汉工人流血记》,因发行数量爆增,加之北京处在白色恐怖中,反动当局正在四处搜扑我和同志们,可我们人力物力均感不足,这真是火烧眉毛了又来求助您了!不是我说你们啊,朋友么,就应该肝胆相照。邵飘萍说,凡是在出版和经济上需要我伸援手的,姓邵的我义不容辞!好,恭敬不如从命。罗章龙笑着把书稿递给邵飘萍说,您这是雪中送炭啊!可是此书非普通书籍,要小心哦!最好是秘密印刷,如被当局查到了,会危及到您和报社的!哦,这个请尽管放心吧。邵飘萍压低声音说,我那昭明印刷局两位都沒去过吧?在那里我还有地下印刷室,不过平时关着,只有印密件时才用的。好,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李大钊此时看了下罗章龙说,璈阶老弟,看起来在对付北洋军阀方面,我们的振青兄可有一套方法哦,哈哈!邵飘萍听后笑了说,我,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啊,我们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震动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就“五卅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此时的邵飘萍连续在《京报》上,整版刊出《空前大流血第一天》等大量的消息、通讯、专刊、图片等。并连发四期特刊,此在当年编辑出版之快,增印数量之多,发行范围之广,所生反响之大,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邵飘萍和《京报》在揭露英日残暴,回击敌人诬蔑,动员民众奋起反帝中,都发挥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邵飘萍站在“五卅运动”的最前列,呕心沥血,昼夜奋战,表现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高昂的爱国热情、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他既是爱国反帝运动的宣传鼓动者,又是踏实勇敢的践行者。
1926年“三.一八事件”爆发后,他一连四天白天外出采访,夜间奋笔疾书,双眼布满了血丝。在《京报》上发表了《日英露骨的主张》、《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诛蟊贼》等著名时评,抨击皖系军阀屠杀爱国群众的暴行,并发表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通讯和通电宣言,声援人民群众的斗争。把《京报》和《京报副刊》等副刊办成了讨伐段祺瑞政府的中心阵地,对进行中的爱国反帝斗争,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对此,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切齿痛恨,把“邵飘萍”三个字书于案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直奉联军占领天津之后,张作霖、吴佩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进北京之后,立即捕杀邵飘萍!对“三.一八惨案”此事,四曾祖母湯修慧对笔者说,1963年,陈毅元帅去医院探望孙伏园,在谈起“三.一八惨案”时说,他在“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讲完话后,等好久没有人登台致词。正在为冷场焦急的他,突见有一个人昂首而前,撩衣登台演讲,愤怒抨击段祺瑞的残暴蛮横。这个人就是邵飘萍。他厉声痛斥,世界各国无论如何专横暴虐之君主,从未闻有对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他警告段祺瑞,这笔血债总有结算之日!见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又《孙伏园怀思录》,绍兴县政协文史委编1994年8月版。邵飘萍除亲自撰文讨伐外,还特意力邀鲁迅先生并肩作战。鲁迅先后在《京报》副刊上撰《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等著名杂文,如一把把利刃刺向段祺瑞执政府,对其暴戾恣睢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对此,有鉴“三.一八”案情重大千百倍于“五.卅”,邵飘萍置生死于度外,不顾卖国媚外皖系段祺瑞政府的种种淫威恐吓,连续在《京报》披露了“三.一八惨案”之真相,加急印特刊达五十万份,广为传播,挞伐声讨,一时讨段贼之声响彻长城内外!
从1911年到1926年是邵飘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邵飘萍迅速从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转变,直至1925年春,成为一名战斗在特殊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邵飘萍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艰苦卓绝”,并应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经常以“铁肩辣手”自勉。对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达三十万大洋的收买嗤之以鼻,断然拒绝。在他所从事的新闻记者工作的十四年间,他曾四次被追捕,数入牢狱,而民主革命之志终不屈挠。
1926年4月26日,年仅四十岁的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枪杀于北京天桥。邵飘萍遇难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著文致敬;中共北京地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周刊.红色五月特刊》第76期发表以“怀英”“怀德”署名的两篇悼念文章。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等八十多位各界著名人士也向反动当局提出了控诉。鲁迅先生惊悉邵飘萍被害,十分悲痛,在《语丝》中撰文对《京报》社长邵飘萍表示怀念。
1949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繁忙日子里,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86]组建字108号文件:认定邵飘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既恢复了邵飘萍革命烈士的本来面貌,也奠定了邵飘萍是我党新闻事业先驱者的地位。邵飘萍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在中国历史转折和民族进步的不凡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不朽足迹。
作者简介:邵诚民,男,中共党员,1953年5月生于浙江金华,(祖籍东阳紫溪),邵氏第三十四世、景溪公文常元房第十一代孙、邵飘萍曾侄孙,著有长篇文学传记《邵飘萍传》。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