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林》缘
何建农
《枣林》创刊40年了，可喜可贺！
1980年初，不到20岁的我在义乌县邮电局担任报务员，从事“永不消失电波”的工作。业余时间喜欢写作，经常给《人民邮电》、《浙江日报》、《浙江科技报》等报刊投稿，偶尔有“豆腐干”、“便签块”发表。
1972年至1985年，我家住在绣湖东侧大安寺塔下原“军人干休所宿舍”，和县文化馆仅一个灯光篮球场之隔。父亲何新标长期担任辖12个乡镇的中共义乌县城阳区委宣传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又因建国初期曾在县文化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与文化馆负责人及许多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所以我和文化馆及《枣林》小报之缘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那时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三馆合一”。从1975年在义乌中学上高中起，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到县图书馆阅览看书并经常和图书馆管理员陈洵仁前辈到新华书店订书、进书，而后一起登记、分类、编号、盖章、糊袋、制卡、藏书、上架等，有时假日老陈下乡或开会，我还顶过几次班。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馆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在北侧一楼办公室集中办公。大约是1980年夏秋季的一天，笔者为购买脚踏风琴一事前往县文化馆向音乐老师请教相关知识，看到文化馆工作人员办公室桌子上放着多份来自各地铅印、油印文学小报，报名多为**（地县名）+ “文艺”或“文化”，千人一面，没有地方个性，于是我这个对报刊报头和报名比较敏感的“新闻作者”就向文化馆同志提出了取一个具有义乌本土特色报名的建议。
大家知道,以农耕为主的故乡义乌有“三宝”——红糖、火腿、南蜜枣。前两项特产取报名都不合适，“南蜜枣”也差强人意，于是就只能在特产 “枣子”上做文章。
孩提时义乌农村枣树成林。“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夏季在城西老家东河五星村田野经常看到乡亲们在一片片枣树林里收获枣子场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枣林才逐步被砍光）。小学、初中暑假里还为生产队敲捡过青枣。于是文化馆同志就有了用“枣林”来取报名的想法，也有同志提出报名可以更文艺一点叫“枣花”，后来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认为“枣花”和“找花”同音恐有寻花问柳之嫌。一番“民主集中制”后确定报名为《枣林》，于1981年元旦创刊，由时任县文化馆馆长丁鸿烈老师任编辑部主任，副馆长许文巨老师题写报名，题写“枣林”的“枣”字下面两点活灵活现两颗丰满的“义乌大枣”，生动可爱。
1982年4月，浙江省首个县文联在义乌成立，不久就把《枣林》小报主办单位从县文化馆变更为县文联、县文化馆合办，1983年1月号《枣林》报名改由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题写。
1983年7月，笔者创作了一则近2000字的民间故事，一稿两投，分别寄给了复刊才一年多的《金华日报》和当时仍办在县文化馆内的《枣林》。想不到，《枣林》编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作品还不错，最好是增加一点现实意义内容。笔者觉得不可理喻，民间故事还要+现实意义内容不伦不类，故没有理会。不久，《金华日报》刊用了这篇民间故事，还加了一幅醒目的插图。于是《枣林》编辑主动上门找我，表达了歉意并建议我加入文学创作队伍，协助做小报的编辑工作，这以后几年我们就在“枣林地”里耕耘和收获。
记得1983年底开始，《枣林》由时任文联秘书长金鉴才老师（下图中）实际担任主编，笔者（下图左）滥竽充数当了编辑，“小帅哥”王建明（下图右）热情认真做校对，由文化馆刚调文联工作的方竟成主持编务，编辑部办公在文联。
金鉴才老师对《枣林》编辑工作一丝不苟，要求非常严格，凡作者来稿都一一登记，稿子不管采用与否均要求一一回复或反馈。特别是对中小学生的作文，金鉴才老师更是耐心细致修改并提出辅导意见和建议。记得有几次我跟随他一起骑自行车下乡对接学生作者，返回县城已是掌灯时分。
那几年，我们工余时间大部分化在了《枣林》小报的组稿、编辑、排版、校对、通联等编务上，有时星期天整天泡在印刷厂，这些都缘于对文学的向往和热爱。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有时单位 “包夜班”，白天义务工作在文联，压根就没有想到过任何劳务报酬，每年我们唯一得到的实惠就是经文联领导同意拿一二本稿纸用于写作。
我们当年编辑《枣林》目标是：每年《枣林》小报刊用的作品至少有5件被上级报刊杂志转载或刊登，这个目标连续多年超额完成。
因为《枣林》版面有限，我们编辑部人员的文章原则上不上《枣林》。1984年元旦，义乌县文联举行新年茶话会，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亲临茶话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文联工作和《枣林》的办报质量、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文联领导要求本人采写茶话会新闻稿并指定在1984年第一期《枣林》头版头条上刊发，这期《枣林》印刷厂排版清样后发现新闻稿文章占了近一个半版面，于是作为编辑的我就主动提出删减缩到一个版以内，临时增补了年轻作者的优秀作文。 
图为1984年第一期《枣林》头版和五版一部分
同年4月4日至6日，县文联还成功举行了为期3天的义乌首届“工人诗会”。《枣林》4月号刊发了“放声高歌向前奔”的长篇通讯，记述诗会盛况和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满足广大作者、读者创作和阅读的需要，1984年10月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型《枣林》——建国35周年征文专辑，记得封面和封底都是白底套绿的。其中有老作家徐金福老师带着我合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是描写县邮电局优秀话务员的，这篇文章通讯版《工人日报》、《人民邮电》、《金华日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采用了。
1984年7月15日，义乌县科普创作协会（现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前身）在谢高华书记和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守春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协会主要力量还是《枣林》年轻骨干编辑和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主要成员有王建明、王曙光和我，骨干会员有骆有云老师等。
谢高华同志在义乌担任县委书记仅两年半时间，但对科教和文化事业十分重视。1984年7月下旬，以我们年轻的《枣林》骨干作者、编辑为主体，专门组成了“纪念吴晗同志活动”筹备组，县委宣传部、县文联领导亲自出面把我和王建明从工作单位借了出来，在县政府大楼集中办公，专职做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筹备组报送的活动各类文件材料若需要谢高华书记签发的，他都立即签发，立等可取。记得我和文友王建明起草的金华地委副书记马际堂同志在纪念活动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谢高华书记审阅，他仅看了一遍就在稿子上签了“同意打印300份——谢高华”。他动情地鼓励我们说，“我文化程度低，你们‘秀才’写的稿子就是不错嘛”；“我50多岁了还来义乌工作，来义乌为人民服务，你们小青年有文化、条件好，更应为义乌发展多做点贡献。” 正因有此渊源，谢高华同志退休后我们来往密切，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挚友。
2018年元宵节，笔者前往衢州看望挚友谢高华，返程时老人家依依惜别、情深意长，令人感动！
1984年10月，在谢高华、杨守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由北京历史学会和义乌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吴晗同志纪念活动”非常成功，通过北京和义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活动筹备期间收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和乌兰夫等同志为吴晗题字、题词。活动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感人：在吴晗故居吴店苦竹塘村，我们活动筹备组同志提出将“苦竹塘学校”以吴晗（原名吴春晗）名字命名 “春晗学校”的建议，谢高华书记当即拍板表态“同意，就这么定了”，并指示县委办公室负责人现场起草命名文件，书记现场签发。于是中共义乌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委发【1984】23号）作出了关于“春晗学校”命名的决定，谢高华书记办事雷厉风行，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 
图为1984年10月，前来义乌参加“吴晗纪念活动”的“三家村”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前排右）夫妇和义乌县有关领导及作者（后排右一）合影。
1986年4月初，县文联通知我前去领取“浙江省义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证”，我打开证件看到盖有县文联钢印、编号为红色的“文002”，就半开玩笑问，何某何德何能证号为002？县文联老领导却十分认真回答说，就凭你多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对你们年轻作者的希望！。
1986年4月颁发的“浙江省义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证”
从1986年开始，《枣林》编辑队伍越来越大，新人越来越多。推陈出新，我们几个“老编辑”渐渐离开了《枣林》编辑部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科普创作和市场研究领域，和科普作协同仁一起肩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双重责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担任了连续五届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席（理事长）、连续三届金华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席、连续两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科普文化交流专委会主任。与生俱来的科普和文学创作使命，四十年从未息肩：先后当任《科学与城市》、《科普之窗》、《浙中游》、《科学生活》等刊物主编，还编著出版了七部书籍，其中《批发市场概论》一书，作为中国高校“十三五”规划教材，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些都与当年在《枣林》编辑部义务“打工”的难忘经历密不可分。
2018年初，在骆有云、何恃坚等文友的热情感召下，又回到了义乌市作家协会团队中。非常荣幸，回归三年多来，每年都有点击阅读量超百万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媒体平台上发表；今年《枣林》第一期（总368期）发表了自1985年初以来的第一件《枣林》作品——“一唱雄鸡天下白”，该文在“今日头条”、“百度APP”和“科普文化交流网”等新媒体刊登后，点击阅读量小计也有100万，看来《枣林》40年前的老作者面对新媒体也敢投笔试水且还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甚是欣慰。
“四十不惑”，愿我心目中的“枣林”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