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民俗学会年会入选论文】
疫情面前的浙江民俗
陈趣联
浙江疫情从一月中旬开始，几乎同时，浙江民俗及时跟进，出现了剪纸、道情、农民画、陶瓷制作、中医医药、传统抗疫食谱、泥面雕塑、少数民族药膳、活字印刷，编织品、印染品等一大批具有民俗特色的民间艺术或工艺，它们在浙江文化和旅游厅的积极引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为浙江长期的疫情数字归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取精神的弘扬是浙江民俗的首要贡献。英国的哲人夏洛蒂.勃朗特说：“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并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在今年二月，面对新冠肺炎一大批医务人员冒着危险奋战在一线，讴歌他们，消除恐慌情绪，成为民俗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早在二月初，台州的剪纸首先展出以抗疫为主题的作品，号召群众奋起与新冠肺炎作斗争，响应党和政府的决策，宅家自我隔离，宣传像钟南山、李兰娟这样的抗疫英雄。随后，杭州拱墅区，以方建国为代表的剪纸艺人以抗疫现场图片作为题材，创作了一组写生作品，记录了杭州抗疫的生动画面，有历史意义。接着，嘉兴的秀洲区农民画，海宁的灯彩都创作了类似的抗疫题材的作品。在线上，浙江的四大曲艺道情、小锣书、莲花落和宁波走书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即兴创作，及时在线上播出为大多数宅在家里的群众提供了新鲜疫情资料，也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金华道情，以毛春良为代表的艺人创作的作品，有固定的栏目，有不间断的创作素材供应，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奉献精神的涌现是浙江民俗的传统美德。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说：“爱植根于生命中，无条件与生命等同，所以，爱是历史性的。”
作为一家拥有146年历史的老字号非遗企业，胡庆余堂积极履责，践行“是乃仁术”创堂初心。“疫情当前，老字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品牌自身的价值，更是一种社会责任。”胡庆余堂总裁刘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亲自指挥作战，并协调各方资源，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截至2月12日，胡庆余堂为抗击疫情捐赠的防控物资价值达331.0125万元。“下一步，胡庆余堂及所属企业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有序复工，加大抗疫物资的生产和采购，进一步提高抗疫物品捐赠力度，为抗击疫情提供保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刘俊说。今年三月，浙江民俗企业达利丝绸董事长林平得知抗疫物质短缺，毅然转产防疫口罩，待产品合格后捐赠新疆阿勒泰地区口罩五十万只，捐赠武汉纺织大学口罩二十万只。浙江人的奉献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民国时期，爱国华侨吴锦堂先生以举家之力建慈溪锦堂学堂，修杜湖、白洋湖，还支持盛宣怀办实业。没有吴锦堂的十万大洋资助，杭甬铁路也难以修成。正因为有先辈们的义举，才会有疫情期间无数民俗工作者的无私奉献。
苦中作乐精神是浙江民俗的重要特征。美国哲人马克思威尔.马尔兹说，保持快乐，你就会干得好，就会成功，更健康，对别人也就更仁慈。2020年2月是浙江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号召宅在家里，有关部门严防死守。然而，在浙江的民俗工作者并没有闲着，他们在浙江文化旅游厅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浙江非遗保护中心，千方百计为浙江人民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尽管人员聚集的展览馆、文化馆、剧院、电影院大多关门了，但通过非遗中心的广泛组织发动，广大民俗艺人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积极行动起来，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民俗意义的作品。有人说，民俗作品形式是旧瓶，而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去抗击，去正确认识的内容是新酒。省非遗中心主办，安吉文化旅游局承办的抗疫作品征集活动得到了数以万计的民俗艺人的响应。陶瓷作品在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朝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而制陶历史更长，战国时期的陶器在浙江出土很不稀奇。最近，浙江余姚井头山考古现场，笔者随华师大考古队发现了大量八千年前的陶器制品。这次应征作品最多的是瓷器和陶器，慈溪市青瓷作者施珍创作的《岁月》，表达了岁月本来艰难，吾当自强不息的主题。作者把素雅的青瓷艺术加入了斑驳而艳丽的色彩，形式独特，表现主题含蓄。还有罗洪良的《与子同裳》，陈青华的《必胜》等，主题明显，富有感染力。比较难得的是，有陶瓷艺人把抗疫情勇士们的头像刻画在作品里面，当时，像钟南山这样的院士们还在奋斗在抗疫情的一线，而浙江艺人已经把他们的陶瓷作品制作出来了。除了陶瓷艺术，比较多的还有雕塑作品，安吉县是竹乡，自然上送的竹根雕比较多，杭州地区铜雕出名，从民俗传统上来观察都具有本土的特色。更有意思的是，源于北宋的雕版印刷术这次也把抗疫主题融入进去。杭州是南宋古都，印刷术无疑有特殊的民俗意义。具有特色的还有丽水地区畲族艺人的织带，他们把多彩的线条编织出抗疫的口号，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人认识到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聪明才智 。
除了静态的民俗产品，浙江非遗中心还发动了动态的民俗艺人创作抗疫作品。其中创作短平快的要数曲艺作品，这次应征的曲艺作品形式主要有杭州小热昏、金华道情、绍兴莲花落、宁波走书、四明南词、蛟川走书、雀冬冬、雀蓬蓬、温州永嘉的鼓词、嘉兴的䥽子书等。各地文化旅游部门利用当地著名的曲艺艺人的影响力，大力宣传抗疫情知识，表扬奋战在一线的抗疫英雄。各级党委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深入人心我们的曲艺艺人功不可没。香港媒体和参考消息都报道，浙江抗疫最成功，中国抗疫是世界的名片，而浙江抗疫是中国的成功名片之一，名片里面也有民俗工作者的一份功劳。
浙江文化厅对民俗的重视起始于2000年左右，当时大家都没有如何设计表格收集整理的经验，暂定民俗项目为“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并且分为两类，即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那么，问题就来了，体育项目是不是属于表演艺术，传统医药算不算，传统手工艺算不算。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遗概念，才在理论上肯定了一些好像不算艺术范畴的民俗项目。在慈溪文化部门，一开始还不认可民俗项目，如都神会，高台阁等，因为这些民俗项目的艺术性隐藏在项目内部，而外部的表现则有一些民间信仰的内容。由于文化厅对民俗项目的重视，极大地调动了民俗工作者的积极性。所以，这次抗疫情中民俗艺人随叫随到，奋力为抗疫情作贡献，这是艺人对政府的回报。浙江省文化厅和财政厅合作对艺人的关爱和关心，民俗艺人永远不会忘记。虽然每年省财政厅下拨的经费不多，制度还需要完善，但重视的心态艺人都知道。
从抗疫情中民俗艺人的表现来看，作为奋战在一线的非遗工作者深有体会。开发项目依据是什么？非遗项目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吗？上面下来的文件变来变去，但民俗有理论，钟敬文、乌丙安、陈勤建等先生的系统理论。浙江非遗项目都是按先生们的民俗理论，确定民俗意义这个标准 ，劈开大量没有民俗意义的项目，这样才有现在的民俗项目，才会在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上派用场。浙江省非遗中心对传统医药、传统食品、传统曲艺开绿灯，其结果相关企业或艺人在抗疫中贡献最大。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提出来，民俗项目谈钱就毫无意义。民俗项目为什么不能赚钱？胡庆余堂是民俗项目，赚钱的，为社区发放免费的抗疫药物，还捐款给一线抗疫者，有什么不好？
笔者深知，极大多数的民俗艺人都是弱势群体，比如宁波走书，三十多年前艺人有市场，现在几乎都转行了。金华道情也一样，代表人物的工作是篾匠，而篾匠也是他代表的项目。政府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他们还会很好地为社会服务，离开了政府的扶助，项目就会很快消失。各地的条件各不相同，怎么样去关爱这些人，确定一个统一的制度迫在眉睫。糖坊也一样，政府有活动，有民俗活动，有旅游场所，他们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形成一个小企业。否则也会被淘汰。
浙江民俗在抗疫中的贡献值得我们非遗工作者去思考，思考我们以前评判非遗项目的标准的得失。浙江非遗中心有八个一，宁波有三位一体标准。一方面标准中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内容，另一方面，没列入标准范围的很多民俗项目在默默地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非遗标准应该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而不是先有标准，后去套项目。所以，浙江抗疫的成功离不开民俗艺人的努力，反过来，倒逼政府出台合理的、完善的政策措施去扶植民俗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