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他去义乌当县委书记，老妈哭了
原创：中新社浙江分社
谢高华，浙江衢州人。曾任浙江省义乌县委书记，衢州市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任衢州计生协会名誉会长。
谢高华
是时代、人民造就了今天的义乌
中新社 邵燕飞 奚金燕
有人叫我改革者，我也不敢当，我只能说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我过去走的路线，也有很多人走。总的来说，义乌的市场成就归功于人民，是义乌人民的伟大创造，不是我的或者其他领导干部的功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是1982年3月到义乌的，之前是衢州市委书记。那次调动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当时是以干部交流的名义过去的。到1984年，我在义乌任职3年不到一点，就到金华担任金华市农工部（农村工作部）部长。
我对义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穷，这个穷可以说是全国有名的。在去义乌之前，我回家看老母亲，说上面调我去义乌工作。老母亲心疼得都快哭了，说怎么会到那么穷的地方去。她没有去过义乌，也知道义乌穷。
当时义乌老百姓有一句话：“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我去报到的时候，义乌城很小，土地很少，资源很少，人也很少。义乌人均只有四五分地，农村不少人饭都吃不饱，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那时候义乌的“鸡毛换糖”很有名。到了大年三十，冰天雪地的，我们在家里过年，义乌人却不在家里过年。因为过年了，家家户户杀鸡杀鸭，鸡毛鸭毛最多，他们生意好做。他们摇个拨浪鼓，挑个担子，走街串巷做生意，还要经常在老百姓家借宿。
我家里当时也住过义乌人。很多义乌人连像样的鞋子都没有，一双草鞋外面用根棕绳捆捆。衢州比义乌好多了，人均有一亩多地，自然条件好，粮棉油、农副产品都很丰富。
再一个印象就是义乌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特别严重。“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的破坏都很大，但义乌特别严重，整个班子都乱了，常委班子也不团结。我刚上任的时候，每天反映问题的材料有一大堆。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的。我就说要了结老账，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要揪住历史不放。我在会上讲，大家不要写反映问题的材料了，即使你们写了我也不看，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对少数犯过错误的，我让他们总结教训；对有些群众意见比较大，但工作能力不错的，我就给他们换个单位。我要尽快把整个班子稳定下来。
当时有一个县委副书记，60多岁，是抗战时期的干部，资格老，一般人动不了他，但群众对他的意见特别大。在地委的支持、配合下，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晚上我让秘书送他回家，因为怕他出事情。到家后，他对我的秘书说：“明天我检讨，我有错误。”他还说，没想到党对他如此宽容。就这样，我慢慢地把干部们引导过来，干部们也很高兴。
义乌的变化是从“鸡毛换糖”开始的。义乌的“鸡毛换糖”以前一直是当资本主义来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句流行语：“堵不牢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搞经济建设，方向是定了，但怎么搞仍不明朗。当时我们就觉得义乌的“鸡毛换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苗头，开始对这支队伍进行研究。当时机关干部的思想不统一，我就让他们下去调查，还组织了县委理论学习小组，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其实当时我对“鸡毛换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中央的政策也不明朗。
义乌的“鸡毛换糖”我做过系统的调查，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主要发源地在义乌、东阳交界的廿三里。当地农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出去“鸡毛换糖”，浙江其他地方以及江西、安徽、福建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义乌本地出产的红糖是他们的本钱。用红糖换来的鸡毛等废品一般分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用来做工艺品、装饰品；第二个档次做药品，鸡肫皮可以入药，当时浙江医药公司的鸡肫皮主要是从义乌进的货；第三个档次就是做肥料，当时化肥不多，鸡毛、鸭毛可以做农家肥。
“鸡毛换糖”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义乌农民的箩筐里就出现了小商品——针线、发夹、雪花膏等，因为这些都是农村需要的日用品，或者卖钱，或者换鸡毛。经过这样滚动，义乌做“鸡毛换糖”的农民本钱就越滚越多了。他们过年一般都不在家里，因为这时候“鸡毛换糖”的生意最好，一个年过下来，往往能赚到百来块钱。要知道，当时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弄得不好不但赚不到现钱反而还要倒欠公家。所以，虽然政府一直在打击“鸡毛换糖”，这里赶那里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鸡毛换糖”依然存在。经过调查，我发现义乌在周边做“鸡毛换糖”的农民起码有上万人，总产值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鸡毛换糖”为什么有生命力？几十年来批也批不倒，赶也赶不跑，打也打不掉。为什么老百姓一定要搞？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老百姓要生活，要找出路，义乌土地少，水利差，农村不少地方是高产穷队，老百姓靠种田还是很穷，他们必须找出路；二是人民生活需要，市场需要，我也看了他们的担子，里面的东西很丰富，针头线脑的，都是生活用品；三是义乌人特别有经济头脑，商品观念强，特别能吃得起苦。
举个例子，1982年我回衢州老家过年，就碰到一个义乌商人。我特意把他叫到家里，请他喝茶，聊了很多。后来他知道我在义乌工作，就比较警惕，问我在什么单位上班。我说在政府大院里，可没说我是县委书记。当时的老百姓还是怕官的，怕打击资本主义。我特意看了看他的担子，里面的东西很丰富。那时候国家刚刚开始搞计划生育，他的担子里就有避孕套了。
我是1982年3月到义乌的，后来经过几个月对义乌“鸡毛换糖”这支队伍的调查，到了9月，县委发出通告，决定放开这个市场。我们义乌办市场，当时的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也很支持。
县委专门划了一条街，从义乌湖清门到火车站，让他们集中摆摊。这就是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其实就是马路市场。当时县城不大，他们很快把整个县城都摆满了，还摆到了县政府的门口，车子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我的车子要出去也必须在早上7点之前。
当时的省委陈副书记到义乌来，小车怎么也进不来，走这条路不行，走那条路也不行。我等到11点，他还没来。后来，他们是把车停在外面，一路走过来的。他对我说：“谢高华，你这个地方我进不来啊！”但他当时是很高兴的。
马路市场的简陋现在是难以想象的。马路边，在两条凳子上架块水泥板，没有水泥板的就用门板，上面搭个简易棚就开张了。碰到下雨，他们就把商品往马路边的居民家里搬，给个两三块茶水钱就可以了。
马路市场卖的东西五花八门，有雨伞、袜子、衣服等。刚开始时他们是从外地进货，慢慢地也开始自己生产，前店后厂，小作坊生产。当时小老板到上海、广州大包小包地进货，有些还到深圳中英街进货，所以义乌人穿得很洋气。
一开始买东西的以本地人为主，后来慢慢地有外地人来这里进货批发，最远的好像是新疆。
当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供销合作企业对我们的市场很反感，因为我们的市场冲击了他们的利益。有一次，我跟商业局局长谈话，他说他们现在没以前好做，都被小商小贩给冲掉了。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堂堂的百货公司竟然被小商小贩冲掉了，那是活该！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小摊小贩？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有、集体商业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东西少、网点少、服务态度差。
后来，我们想建造一个小商品市场，可政府没有钱，银行也没有这样的放贷项目。最后我靠私人关系找到浙江省农业银行，贷了50万元，建造了一个市场。老百姓很高兴。但如果想把市场继续做大，就又发现问题了，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有点年纪的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当时农民进城经商是不允许的，那叫“弃农经商”，一顶大帽子给你戴上了；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得很清楚，不让农民进城摆摊。有人跑到我面前告状，说，“我一个做小买卖的，你们今天赶，明天罚款，还让不让我生活？”
我记得有个做小生意摆摊的农妇冯爱倩，性格外向，是个泼辣的人。一天，她在县委门口用义乌土话问了我几句。我初来乍到，听不懂，便问她什么事。但她语气更急了，话更难懂了。这时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往办公室走并让她跟我到办公室里去。她说：“去就去。”我的办公室很简陋。她进办公室后，跟我慢慢谈，她的话我也就听明白了。她肚里有股气。她是责问县委为何不让她做生意，还要罚她，赶她。我们谈得比较投机，谈了一个多小时，也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知道靠她做点小生意维持家里的生活。我说了两句话，一是“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二是“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为了进一步做大市场，我们就出台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摆摊、开店都可以；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以前“左”的路线把农民的手脚捆在几分土地上，只能种田。“四个允许”把农民手脚放开了，农民们兴高采烈，说是得民心、合民意。
当时也有人给我扣帽子，领导也有，群众也有，说谢高华在义乌乱来，说这样一来田就种不好了。我说你们可以来看看，义乌的田种得很好！义乌土地少，田根本就不够种，农民是把田种好后才去做买卖的。其实他们说什么都不奇怪，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市场经济冲击了计划经济。省里的领导总体上是支持我的。经过两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
我们当时推出的一条政策在当时争议也很大，那就是税制。我到义乌的时候税收很少，就是一点可怜巴巴的农业税。对小摊小贩一方面是赶和罚，另一方面计税采取的是八级累进计税，税率高而且非常复杂，难以操作，还要开发票。老太婆卖鸡蛋，上午价格和晚上价格都不一样，这个基数价格怎么制定？她大字不识，又怎么开发票？
我和财政局商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定额计征。比如一个摊位，一年100元，多了我也不要，少了也不行。我们把摊位按品种大致分了几类，定额也相应分几类。
这条政策一出，效果非常好。原来老百姓偷税漏税，我们几个税收干部跑断腿，一年也收不上多少钱；现在老百姓主动缴税，一下子税收就超过历史最高纪录。
但这件事还是闯了祸。有个记者写了篇内参送到中央政治局，后来财政部批示：违反税法，要查处。省财政厅也派调查组来义乌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办法可行，欠妥。
定额计征的征税办法，税率不高但培养了税源，而且大大降低了征税成本，改善了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国家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后来各地办市场，大多采用这个办法。
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奔小康，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我们就研究义乌怎样才能翻两番。义乌人多地少、资源少，工业不发达，工业基础也差，靠什么发展？靠农业、工业都不行。发展工业要资金，没钱；搞城市建设，没钱；搞农业现代化，也没钱。怎样才能使义乌发展得快一些，资本积累得快一些？小平同志讲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义乌的优势，就是这上万人的“鸡毛换糖”队伍。这支队伍了不起啊！我们就以这支队伍作为义乌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出“兴商强县”的发展战略。商业资本积累了，可以搞工业，可以搞城市建设，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一切都可以做了。
有些理论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当时说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商业和服务业，认为服务业不创造财富。现在看来，服务业也是创造财富的，当时的看法不够辩证。马克思《资本论》里还讲了一句话：从产品到商品，是惊险的跳跃。我看了半辈子也看不懂，计划经济时代我确实看不懂，但在义乌我有些理解了。
以前排队买猪肉，老百姓对食品公司意见很大，他们的刀是“长眼睛”的，熟人来买肉，都是好肉，还能多给一点；不熟的人就会带骨头。这样做老百姓能没意见吗？当时，我女儿也在义乌。有一次，她排队买来的肉里就带了一块大骨头。后来时间长了，买回来的肉就变好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我就跟食品公司的领导说，我就不相信义乌就只有一把刀杀猪，我要把它放开，要搞多把刀杀猪。农民有权利养猪，为什么没权利杀猪，没权利卖猪肉？我一定要把它放开，否则老百姓没有养猪的积极性，猪没人养了，猪肉就少了，就得凭肉票排队买肉。所以说，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1983年，我们办了家火腿厂。省食品公司不高兴了，非要我们关掉。这是没有道理的，这火腿是金华人民、义乌人民创造的，又不是省食品公司创造的。我说就是撤我的职我也不关。
有些人说我不关心国营和集体经济，说我支持私人企业。我一贯对它们没有成见，就是觉得机制有问题。
为什么我不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理发？因为我下班了去，他们也下班了，我叫老师傅帮我理发，他也不理我，为此碰了好几次壁。所以我到义乌工作近三年，都是到私人理发店理发。
到私人理发店，我发现他们服务态度很好，无论什么时候都给我理，哪怕正在吃饭，看到我也会放下碗筷。我说吃了饭再给我理，他们会说我工作忙，先给我理了发再吃。
所以我说这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机制有问题，吃的是“大锅饭”，干不干都是一样的。我想这种吃“大锅饭”的理发店，散得越快越好。这种问题，我不是不想管，实在是碰不得，当时改革是很难的。
要发展经济，就要聚集人才。以前知识分子的待遇是很低的，我就提高他们的待遇，只要来义乌，待遇就能比其他地方高。而且义乌本身有人才，奇才怪才也很多。比如说那年头家家户户都贴毛主席的像，有一个姓朱的，他家就偏偏贴岳飞像。就是这么个怪人，人们都不太跟他来往，后来他做照相馆里切胶卷的刀发了财。有一次开会，我让他上台发言，他上去就说了一句话：“大家来来来，到义乌来发展。”
这样的人在义乌很多，以前都被打压了。当政策宽松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有了。义乌的环境比较宽松，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义乌做生意。
现在的义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穷县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义乌有贸易往来。原来义乌人做生意“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现在高铁、机场都有了，甚至还有铁路能直接通到欧洲。这在之前是想也想不到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开放了市场。
义乌市场发展那么快，一个是靠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去了很多次义乌，总结出义乌的经验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另一个是靠集体的帮助，靠义乌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也靠义乌人的努力。
总的来说，义乌的市场成就归功于人民，是义乌人民的伟大创造，不是我的或者其他领导干部的功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义乌人虽然很穷，但是很能吃苦。而且义乌人经商头脑特别发达，胆子很大，很直爽，还特别讲情义，有着勤奋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现在义乌小商品世界有名，原因很多。有参观团到义乌参观，他们说了八个字：无中生有，莫名其妙。他们想不通义乌这个地方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样子，这里既没有什么资源，又没有原材料，交通也不方便，但就是能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商品。我觉得这有个时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是时代造就了义乌，是义乌人民造就了今天的义乌。
我在义乌三年不到一点，做调查，搞开放，处理了很多政策问题，但最遗憾的是我在位期间有些应该做到的没做好。
有人叫我改革者，我也不敢当，我只能说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我过去走的路线，也有很多人在走。改革开放是党历史上伟大的抉择，打开国门确实让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那时候的改革和现在的改革不一样，现在是深层次的改革。现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改革进行到底。
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信心十足。
40年壮阔东方潮
40年铁笔写春秋
近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由中新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由浙江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访问了李泽民、柴松岳、吕祖善、厉德馨、李金明、仇保兴、周国辉等多任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同时收录了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马云、李书福、南存辉、沈国军等多位浙商的创业史，何水法、胡宏伟、叶翠微等各界代表人物也在书中叙述了他们的故事。
该书记录了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40年中
最真实的集体记忆
记录了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40年中
最生动的发展故事
致敬改革开放
